第25集：王莽改制

《历代帝王图》 唐代 阎立本

这是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它描绘了从西汉、东汉到魏晋南北朝，以及隋朝的七百多年中十三位帝王的形象，这其中包括割据政权的刘备和孙权，但有一个王朝的帝王却被忽略和轻视，它就是新朝的皇帝王莽。建立于西汉与东汉之间的新朝仅存十四年，是中国历史上短命的王朝，然而人们对新朝的忽视并不是因为其享国甚短，因为与新朝相比秦朝也不过十五年，在历史上新朝显然无法与秦朝相提并论，新朝的皇帝王莽更是被后来的东汉史学家班固定性为篡汉的奸臣，这一观点几乎为后代所有的史学家所沿用，人们不愿意把这个时期称作新朝而称作新莽，直到近两千年之后，人们才重新审视这位新朝皇帝，胡适等一些近代学者开始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那么王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王莽所建立的新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政权。

　　大名县老城位于现在河北省大名县的东部，公元前45年，王莽即出生于此，也许因为历史中定位王莽篡位的缘故，这里与其他帝王故里不同的是它既没有这位帝王的祠堂也没有塑像，只有在大名县的方志馆才能找到关于王莽的少量文字记载，里面收藏的这几年有一两千本《大名县志》。

　　在《大名县志》里面记载了王莽的家族历史，王莽的出身非常煊赫，他所在的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族中之人多生活奢靡，意气骄横，只有王莽早年丧父，孤贫恭俭，拜当时名儒沛郡，陈参学习《礼经》，如同一位普通的儒生，在当时王莽良好的品行受到很多人的赞誉，这为他出人头地奠定了舆论基础，大将军王凤是王莽的伯父，当他生病时王莽精心护理，几个月不解衣带以至于蓬头垢面，令王凤深为感动，王凤是当朝的重臣，临终前特地向皇帝推荐了王莽。

　　公元前22年二十四岁的王莽，被任命为黄门侍郎，既是服务皇帝左右，传达诏命的官员，历史上对王莽做黄门侍郎并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是这段时间对王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在他任职期间，认识了同朝为官在天禄阁校理图书的刘歆。刘歆自小跟随父亲刘向整理校勘皇家藏书，接触到大量新发现的用秦以前古文字书写的，没有立于官学的经本，他深深感受到这些经本好恶与圣人同，能纠正已逐渐僵化、神话的今文经学的弊端，这些经书就是古文经。

　　在汉代，经学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是得到朝廷认可并且得立学官的经学流派，古文经学则是传承脉络不清晰，经本或藏于秘府或流行民间，未得立学官的经学流派。到西汉后期，一些学者开始反对今文经学垄断官学，认为今文经学门派森严，压制和排斥其他学派，正蜕化为既得利益者的工具，不仅如此，今文经学还肆意地曲解经书的含义，使其成为现实政治的附庸，导致人心的混乱。

　　当今文经学越来越陈腐、保守时，在野的古文经学则展现了勃勃的生机，正是在这个时期也正是古文经学将王莽和刘歆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孙晓：西汉末年的时候，刘歆和王莽恰恰两个人在这方面找到了契合点，两个人的年龄也差不多，爱好也差不多，对社会治理的这种理念和寻找社会治理方法的这种途径也是一致的，所以说两个人就是开始从古文经学中去想寻找一些新的社会治理得办法。）

　　王莽、刘歆是古文经学的坚定支持者，这两位都是具有远大理想的人，他们对西汉末年混乱的社会秩序，残破的国家制度极度失望了，厌恶今文经学对政治的妥协。于是步调一致地以古文经学为基础，开始规划理想的政治蓝图。刘歆是设计师，王莽将成为实践者。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孙晓：刘歆可以说是王莽的一个理论家，他对经学的这种整理，特别是古文经这些理论的书籍和一些理论的整理，刘歆做的非常多。而王莽是这种新的这种古文经学理论的一个实践者，他是个政治家，他是一个理论家和一个政治家的一种结合。）

　　王莽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由于贤能谦恭其地位和声誉都在飞速提高，他的叔父王商上书愿意把自己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此举得到朝野的广泛支持，王莽累迁至骑都尉及光禄大夫侍中。

　　公元前16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即便地位再高，王莽一如既往地礼贤下士，经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自己车马衣服去接济穷人，不管在民间还是在朝堂都深受爱戴。公元前8年，王莽出任大司马，时年三十八岁。此时的王莽既是外朝的首领又成为学界的领袖，他与刘歆一起开始力促古文经学成为官学，这将会促成整个社会秩序的重大变革。然而仅仅过了一年，汉成帝薨（hong），汉哀帝继位，丁、傅两家外戚掌权，王氏家族受到沉重打击，王莽因此被免职，避居新都（今河南新野），杜门自守。

　　此时刘歆也受到了传统势力的顽固抵抗，大司空师丹等人诋毁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由于王莽已被免职，刘歆失去了最有力的同盟几乎被诛杀，不得已刘歆离开京城，几年后因病免去官职。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孙晓：西汉末年以后，经学被少部分人所垄断看，他们掌握了这种官方意义形态上的话语权，没有进入这个集团，没有取得这种经义解释合法性的这些知识分子，他就在社会上的地位并不高，甚至就像刘歆这样的人，他虽然是皇家档案图书的管理者，他也很难进入这种经学政治集团的核心。）

　　王莽虽然免职归家，但没有离开人们的视野，他仍是新都侯。一件事情的发生使王莽再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一天，王莽的次子杀了一个奴婢，这在当时的士大夫眼中并不是一件大事，因为在当时奴婢的地位形同私人财产，可以被当作工具随意买卖，然而王莽本人却较真了，他认为奴婢的生命与常人没有什么不同，杀人就得偿命，因此他硬是逼迫着自己的次子自杀，这件事使王莽在读书人中的声誉迅速提高，官员为王莽鸣冤上书的数以百计，希望他再次回归朝堂。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王启发：王莽的儿子杀了奴隶，然后他就是以命抵命，这个其实也还是表现出他的一种我们所说的大义灭亲，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践行自己的一个道德方面的标准。）

　　此时王莽不止是一个道德楷模，更重要的是人们从王莽的行为中看到了重整河山，复兴社会的希望。

　　西汉从开国皇帝刘邦开始经略国家，经过了文景之治、汉武帝的励精图治和昭宣中兴之后，西汉王朝开始走向衰落。元、成、哀、平，四个皇帝把昌盛的局面一步步糟蹋殆尽，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由于外戚轮流执政，宦官也受宠弄权，贤臣多被罢黜，留在朝廷内多是贪官污吏，朝堂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吏重要能结交上权臣就能肆无忌惮，加重对百姓搜刮盘剥。人口激增与灾害频发也在加剧社会矛盾，据史料记载，西汉初年的人口不过1300多万，到西汉平帝时已达6000多万，人口稠密的关东与关中某些地区，每公里平均多达千人以上，在生产方式没有革新的时代，人口的急剧增长，同样的土地已不堪重负，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满足果腹之需。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孙晓：社会暴乱、流民增加、灾荒，各种各样的问题就非常多，社会矛盾也非常突出，那传统的今文经学又拿不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那时一些有为的知识分子像刘歆，像王莽就开始从一些别的经典中，不如说古文经学中去寻找一些可支社会政治治理的一些理论，并从这些理论中去找出一些社会治理的办法，也许就是在共同找一种新的理论支点和新的办法措施的这条路上，刘歆和王莽走到一起。）

　　公元前2年，在众多官员的强烈呼吁下，王莽再次回到京城。一年后汉哀帝病逝，王莽再次出任大司马，掌握了内政外交的实权，在他的建议下九岁的汉平帝即位。公元3年，王莽的女儿成了皇后，王莽执政的地位更加巩固，他认为改变王朝意识形态的机会正在成熟，王莽迅速组建起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底，当然王莽不会忘记志同道合的刘歆，将刘歆从地方调到中央，并特命为羲和。这个新造的官名原来的意思就是传说的太阳神，这时变成典儒林史卜之官，刘歆成为当时意识形态与学术文化的最高领导人。

　　一个大规模的古文经学宣传运动在全国掀起，刘歆与王莽同心协力，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为名，将《左转》、《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成为国家正统学说中的一部分，这意味着长期饱受压制的许多儒生将有机会进入国家的正规编制，实现他们的抱负。后来王莽又曾立《乐经》，并且将《诗》、《书》、《礼》、《易》、《春秋》和《乐经》每一经的博士增为五名，六经共30名，每一经博士领弟子360人，共有弟子10800人，此外又广召通晓各种学问者数千人来到京城，王莽要得天下英才，使古文经学昌明于天下。

　　为此王莽在长安开始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在王莽的感召下，儒生与百姓纷纷投入义务劳动，经过10万人的奋力突击，一万套住宅竟然在20天就全部完工，不仅如此王莽的恩惠也波及更多的普通百姓，他在长安城中造五个里，有住宅二百区让流民居住，此时的王莽希望建造一个能够造福于最大多数人的社会，王莽曾在上书中说，古时候时市无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应将古制颁示天下，让臣民遵守，这其实就是王莽的终极理想，他想要按照上古三代所遵行的唐虞之道，建造一个国给民富而颂声作的小康社会，这种理想不止是让天下儒生为之倾倒，也几乎激励了各个阶层的民众，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王启发：王莽和古文经学的关系主要还在于提出用《周礼》的理论和制度来作为改制，建立了新莽政权的一个核心的理论依据和制度依据，也是一种这个延续了西汉的经学政治的发展。）

王莽复古《周礼》的一件大事即是建明堂、立辟雍，明堂是周朝天子接见诸侯王公的场所，同时也是周礼的象征。在上海博物馆里收藏着一面王莽时期的铜镜，它上面的文字印证了这段历史，这是一面王莽时期的铜镜。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 主任-周亚：这面铜镜它的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在镜的内圈有一周的铭文，这个铭文最主要的几句话就是新兴辟雍建明堂，他当时是实行了一种复古的政策，他就是要恢复《周礼》上的制度，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建辟雍、明堂，这几句话就和我们文献上记载，王莽复古政策当中建辟雍的这个记录是相吻合的。）

王莽时期铜镜 上海博物馆

公元5年正月，诸王侯、宗室子弟上千人在新建的辟雍明堂举行祭祀大典，场面隆重而庄严，理想之光充斥在每一个人的内心，王莽正成为他们心中的圣贤，为此九百名公卿大臣请求朝廷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命之锡，也由此改朝换代的大戏拉开了序幕。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孙晓：九锡是古代君王对这些诸侯王有特殊贡献者，它表示对你的曾经做过的这种贡献一种嘉奖，凡是得到九锡的人后来都成为了一个这个篡位者。王莽被加封了九锡，他最后取代了汉。）

　　公元6年汉平帝暴卒，年仅两岁的刘婴继位，太后命王莽暂代天子摄政，此时的王莽虽为假皇帝（代理之意），但权势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势力的反叛，在顺利地清除这些障碍之后，王莽也许进一步意识到自己成为皇帝的机会正在来临，即便自己不想篡位，但如果想要从制度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实现自己宏伟的理想，他就必须自己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

　　于是他更加紧锣密鼓地营造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就是上天要将王朝授予王莽的氛围，它体现于各种祥瑞之中。在王莽摄政时，各种各样的符命祥瑞纷至沓来，朝野上下人们以不同方式劝王莽称帝，改朝换代。在长安求学的梓潼人哀章干脆做了个铜龛，在龛里写上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要顺应天命，还将王莽的八位大臣和他胡编的人与自己的名字共十一人一一写上，黄昏时分，哀章穿着黄衣捧着龛去高祖庙将它交给值班的官员，王莽得知后择日去高庙将铜龛迎到未央宫前殿。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院长-杜维明：王莽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年轻人他是一个学术上面很有造诣，而且对人他能够礼贤下士，有很大的亲和力，所以不能说是完全靠他的政治权术，事实上就靠他人格魅力笼络了一大批人，不仅如此，接受他这个观念的儒生人数相当多，愿意让他改变，这个就是公众舆论也是相当的强，就在这个情况下他才能够用他自己的方式，用《周礼》的方式来建国。

　　这里是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公元9年一月十五日，正是在这里，王莽接受了西汉最后一个皇帝，皇帝刘婴禅让后称帝，从假皇帝变成真皇帝，改国号为新。在中国的史书中，大多数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王朝的更替，而是将王莽此举视为乱政篡位，然而也有人认为，王莽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须登上皇位，这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从此时起历时二百一十多年的西汉王朝结束，王莽的时代真正开始，王莽代汉而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做皇帝的先河。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院长-杜维明：他确实争取到了话语权，话语权的本身是力量，是权力，而这个话语权的权力也和当时政治发展有很密切的内在关系。）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王启发：传统意义上来讲认为他还是逼迫汉室的人，比如说孺子婴年龄很小，然后把权利让给他了，那么从现在的史书里边看确实没有看到刘氏政权里边有什么强力人物出现，来跟他争夺这个权利。）

　　王莽在朝野得到最广泛的支持，用和平的方法接收政权，西汉王朝在平静中消失，一个叫做新朝的新王朝在平静中诞生，两大王朝交接之际几乎没有太多流血。做了皇帝后，王莽雄心勃勃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他的理想，在政治方面为了表示革故鼎新，王莽根据儒家的经义，尤其是根据《周礼》将很多政府机构和官职改换名称。

此外他还根据古籍更改了秩禄之号，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如果说政治上的改革都是形式上的改变，那么王莽在经济方面的改革则更加全面而深刻，但也面临更大的风险。为消除西汉末年，普遍存在的土地兼并的弊病，王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王田制，也就是恢复类似于周代的井田制度，将全国土地国有化不允许自有买卖，王田制本意是良好的，抑制土地兼并是要使人数众多的国家赋役负担者、编户农民有田可耕，重建被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所破坏的经济秩序。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孙晓：土地集中在这些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手里以后，大量的平民因为没有土地而流离失所，变成了流民，这个社会就不会很稳定。王莽采取了王田，他说所有的田都是国家的，所以说我就可以平均分配，你把这些大土地所有者的田拿过来，你不是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吗？）

　　在推行王田制的同时，王莽又将奴婢改称为私属并禁止奴婢买卖，即改变奴婢与牛马同栏的地位又抑止大量农民沦为奴婢，然而这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麻烦，最后结果是上下不得人心。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孙晓：废奴就是把奴隶从大土地所有者手中要给他解救出来，一方面就是想削弱这个大土地所有者的这些集团的这种势力，第二个也使国家获得了更多的一些劳动力，也是因为政策做得不彻底。）

　　五均六筦政策也开始全面实施，五均即由政府统一物价平衡市场供应，王莽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六大城市设立了五均官来控制物价暴跌，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但由于缺乏官僚集团的支持，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这样反而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集团。六筦就是由国家直接接管六项重要的经济事业，即包括酒、盐、铁器由国家专营，由中央政府统一铸币，经营山上水中的资源，国家要收税，这项政策真正的结果是养肥了主管官员，国家财政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负担更重，至于正当的商人、手工业者在官营商业体制下已无立足之地了。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孙晓：想法是非常好的，包括五均六筦很多措施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他在实践过程中，他就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包括这些具体的这种执行的官僚，这些阶层。政府要求的是一套，他另搞一套。）

　　在王莽的家乡大名县，如今很多人收藏有王莽时期的货币。这些货币种类繁多，只有真正的藏家才能分辨出它们当时的面值。

　　（河北省大名县 王莽时期钱币：这是王莽改制前用的五铢钱，这其他的还有大泉五十、兵钱、货泉，货泉比较多，剩这其他的是五铢也不少。”王莽频繁地改革币制，他即位后前后共进行了四次币制的改革，变更发行了几十种货币，而且每次易币都是以新铸的劣质货币代替质量较高的旧币，由于这些货币无信誉可言，所以在货币改革的期间物价飞涨、经济混乱。）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 孙晓：就像王莽别的政策一样，它是经常变化的，新的钱币来了以后，老百姓还没有熟悉以后它就变了，所以说它带来的社会问题就更多。）

　　理想与现实、动机与效果之间正在出现巨大的鸿沟，王莽改革遇到了重重阻力与困难，而人口数量的激增，不仅是西汉末年的难题，同样是王莽必须面对的难题。为了管控阻力与不断暴涨的大量流民，王莽规定：凡是无业的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组织强迫劳役，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这项政策同样是善意与富有理想的，然而实施起来却非常困难，于是王莽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青海湖。

　　在青海省海晏县文化图书西海郡博物馆里保存着一件王莽时候的重要文物--西海郡虎符石柜，虎符石柜是放兵符的柜子，这是王莽西拓疆域特派专员在青海湖畔设置一个庞大的石质信物。

　　（海晏县文化图书西海郡博物馆 馆长-李启录：王莽他雕凿了这个虎符石柜以后，表明了我的政权已经涉及到我们西部草原。）

　　西海郡虎符石柜是在海晏县县城约1公里处的西海郡遗址出土的，王莽根据古书有四海之说，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名义上如此，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强制移民，解决西汉末年人口暴增，对关中、关东地区带来的人口压力。

　　任玉贵对西海郡的建立有详细的了解，谈到凑成四海的说法认为不过是王莽托古改制的借口罢了。

　　（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评选委员会 委员-任玉贵：当时王莽就想着在这个地方叫羌海，就是羌人住的地方，于是他就派审查的人来，到这个地方把羌人贿赂一下，拿了很多金银财宝，羌人见了非常高兴，他们就跑到青海湖以西地方去了，把这个地方给了汉王朝，在这个地方建立西海郡。）

　　西海郡古城遗址目前保存完整，东西长650米，南北宽600米，城墙残高达4米，四个城门址保存完好，城内还隐约可以看出隆起的墙垣所构成的三个方形或长方形的小区。

　　（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评选委员会 委员 任玉贵:这个工程相当浩大，除了主城以外，城里还有设施，它有太守府，还有西部都尉府，除了这些官府以外还有一些兵营，还有筑城的民工，还有这些囚犯还要造，这一块地方啊当时那一块，我们想象看还是非常热闹的。)

　　为了缓解国内愈来愈尖锐的社会矛盾，王莽还多次发动与四夷战争，其本意是通过外部的战争增强国内的凝聚力，然而在具体实施中，这些战争不仅没有起到冻结国内社会矛盾的作用反而因强征暴敛更加激化了国内矛盾。自然灾害同样加速着王莽失败的步伐，这是位于河北省大名县的王莽堤，是为防止灾害而修筑的，实际上这是一条宽约40米、高约2米的堤基，犹如一条长龙纵卧在大名县境内，残断连绵20公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汉代金堤遗址。如今在堤上还能发现当年的汉砖。

　　（大名县方志办 副主任-桂士辉:它形成的原因是当时地面水比较高，它弄成这个砖坯之后为了让它晾晒干，就在那边铲那个芦苇铺那个席，把它放上边，这样一放就形成了一个凹槽。)

　　公元11年，正是在大名县附近的黄河魏郡河段，发生了决口改道，黄河决口成灾，在汉代并不少见，但这次决口形成了改道，在人口极为稠密的关东地区大量耕地被毁。

　　公元22年，各地农民相继起义，天下溃畔、事穷计迫，王莽不得不废除王田、奴婢、六筦之禁，即位以来不便于民的诏令也都废除，这意味着改革的全盘崩溃，而王莽本人也将面临最大的困境。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院长-杜维明:王莽在做这个大的文化运动，而且他有内在的政治含义，那么真正的对他的理想能够认同的在很多地方开始有所质疑，时间那么短这有很大的关系，有好大喜功了，在他没有得到这个地位的时候，他是礼贤下士，他逐渐逐渐地表现出来骄横。)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孙晓:他把事情做得太急了，把很多政策在同时一个短时间内推出，这种政策之间、措施之间互相抵触的地方就非常多，第二，遇到了阻力以后没有办法，就变成了这种政策就执行不下去，就难以执行，难以执行的政策就造成了更大的社会混乱。)

　　最致命的危害往往来自于内部，以王莽为核心的儒生改革集团的内部分化是对王莽最沉重的打击，在王莽代汉的过程中，刘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王莽做了皇帝后过于相信自己而疑心过重，对刘歆有了防备，弃之不用。由于王莽改革的全盘失败，原先的圣人王莽几乎成为全民公敌，人心思汗，民间出现了很多刘姓将再次称帝的说法，这位与王莽有着共同理想的大经学家竟然参与废除王莽的兵变。

　　公元23年七月，在兵变失败后,已经年过七旬的刘歆自杀身亡，这件事震动了朝野，也给新朝皇帝王莽以致命的打击。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孙晓:一个有理想的人都是很寂寞的，有理想的人都是很孤独的，为什么刘歆死以后，王莽感到终日很潦倒，因为他的这样一个知己都死了，一个本来和他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都很契合的一个知己，最后也变成了他的反对者，你想一想王莽到了晚年，政治的理想破灭，政治的实践难以实行，他这种孤独感和寂寞感是很强大的。）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院长-杜维明:对王莽的重新的评价是现代历史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课题，特别是建国以来彻底改变，把这个制度彻底改变这中间有个非常大的距离，你彻底改变的本身是一个断裂，而断裂会带来常常是不可预期的不良后果，你不管你的理想多高，你当时所要处理的问题多尖锐，如果你想就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特别汉代经过那么长期的发展，那么多各方面地方的力量，那么多积累的资源你都不管，这个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急功好利，在很短的时间没有办法维持下去。)

　　刘歆的年纪与王莽相仿，志同道合，西汉末年当整个王朝都陷入腐败堕落时，正是刘歆与王莽一起建立了新朝的理论基础，力促王莽建立新朝。然而在王莽军师外破、大臣内叛、左右无所信的艰难状况下，刘歆进行了最彻底地背叛，这包括了数十年的情谊和共同的理想。王莽从此深居宫中，读书累了就靠几案而睡，他似乎预感到了自己的悲惨结局，他的理想无法与现实相结合，它的近乎梦幻的改革已使他走到悬崖，然而他并不甘心，他自以为是怀着救济天下苍生的儒家宏愿的，兢兢业业、事必躬亲，即便有错自己的本心不错，他曾是那样的深得人心，直到现在，他仍然希望从古文经中找到出路和答案，希望上天给他重新来过的机会，但上天没有再次眷顾他，改革集团内部分裂加速新莽政权的灭亡。

　　各地农民纷纷起义逐渐形成赤眉及绿林两股势力最强的义军，而更始军的兵锋正直指京城。

　　公元23年夏末，战火逼近长安，十月初二起义兵攻入宫门，大火蔓延。《汉书》有紫色蛙声，余分闰位，把王莽篡汉说成以紫夺朱，蛙声打鸣。此时的王莽穿上了紫色的礼服，将自己的生命完全托付给了上天。王莽最终死于乱军当中，在农民起义的凯歌声中，新朝政权宣告灭亡。

王莽之死，使儒家们的思想从巅峰坠落，他们的政治实践也戛然而止，好梦终究难以成真。然而我们依然应该肯定王莽作为壮志未酬的改革家在中国历史中的应有地位，肯定他为克服西汉末年社会危机而进行改革的见识和勇气，肯定他为实现儒家构想的理想社会而作的大胆尝试。我们还可以从斑驳的历史记忆中，从儒家恢宏的理想和未取得成功的改革实践中找到一些经验、一些教训，让我们认识到改革必须切合实际、措施得当、贯彻有力、善始善终，会认识到改革的艰巨与困难，如此我们将在历史的教训中汲取营养，成就我们自己的辉煌。

历史90秒：昆阳之战

公园23年春，南方反王莽联军实力壮大，更始帝刘玄打着汉家旗号，不断向外扩展。新皇帝王莽决心铲除这支起义联军，王莽的40万大军从洛阳南下直扑军事要塞昆阳打算退避自保，人心涣散，形势异常危险。历史关键时刻，年仅29岁的刘秀站了出来。刘秀先是说服昆阳守军团结御敌，然后提出以少数人突围求救的应急方案。当晚，刘秀率十三人骑马奔出，趁王莽军队地形不熟的间隙突围成功，随后刘秀就近征调援兵，亲率3000猛士返回昆阳，猛冲敌阵。刘秀的行为激发了，更始军的斗志，更始军变得完全主动，竟然将奇迹般的一举击垮了王莽大军。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作为这场战役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刘秀一战成名。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评价说，昆阳之战，光武威震天下，王业之兴肇此矣。

第26集：光武中兴

西汉末年，政府腐败、经济凋敝、民生困苦引发社会大动荡。公元8年延续了二百多年的西汉王朝寿终正寝，王莽乘势建立新朝，但因改革失败，社会更加动荡，中国大地再次陷入极度混乱之中。世人重新对刘氏汉朝产生眷恋，人心思汉，从关中到山东，从江淮到河北，各地纷纷爆发起义，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各种名号的农民武装，大多打着刘氏宗族的旗号，他们各显神通、逐鹿中原。然而谁也不曾料到此时并不起眼的刘秀，正以他独特的方式走向历史舞台。

这是风云变幻的一年，公元23年春季，以绿林军为主力的南方反莽联军实力壮大，立刘氏族人刘玄为更始帝，号称更始政权，不断向外扩展，新朝皇帝王莽决心以绝对的军事优势，先铲除这一支起义联军，当更始军的主力还在大司徒刘縯的率领下围攻宛城时，王莽所派的四十万大军已从洛阳南下，直扑军事要塞昆阳，昆阳的起义军只有八九千人，根本无法与王莽的军队抗衡，形势异常危险，更致命的是王莽大军还未到达，恐怖气息已笼罩了昆阳城，守城将领纷纷打算退避自保，人心涣散。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邬文玲：到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六千万，国土面积的话大约有六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当时虽然经过西汉很多年的发展，当时的综合国力有很大的提升，经济实力有很大的增强，但是它的军事后勤保障体系仍然带有古典时代，尤其是农耕时代的一些军事特点，就是它还是仍然是主要依靠一个后方基地的转运，长距离的转运进行补给，所以说这时候是不是有非常有效的后勤保障体系就成为一个军事家在部署战略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年仅二十九岁的刘秀也是反莽联军中的一员将领，此时他正率领数千兵力在昆阳附近活动。这里是昆阳古城墙遗址（河南省平顶山市），也是昆阳之战的发生地，史料记载，刘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从族谱上推算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属于宗室子弟，不过在枝叶繁茂、人数众多的西汉宗室中刘秀的血缘地位并不醒目，年轻时的刘秀湿厚柔和，曾在长安游学，学习尚书。公元22年刘秀与大哥刘縯在南阳起事，加入了起义队伍，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秀被封为太常偏将军。得到王莽大军南下的消息后，当时刘秀迫于莽军声势退于昆阳城中，他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说服昆阳守军团结御敌，不要分散，否则只有死路，然而刘秀在更始军中的地位并不很高，他儒雅的书生气更让那些起义将领们瞧不上，对于刘秀的劝说昆阳守军竟然怒斥，刘将军怎敢乱说，刘秀只好笑着走开。情况更加紧急，王莽大军很快就要到达昆阳城北，队伍长达数百里，令昆阳守军心惊胆颤，他们无法拿出对策，这才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刘秀，刘秀一方面仍劝大家团结御敌千万不能分散，另一方面提出一个以少数人突围求救的应急方案。当天晚上刘秀率十三人骑马奔出，在夜色的掩护下突围成功，随后刘秀就近征调援兵，亲率三千猛士返回昆阳。以刘秀为首的三千敢死队像刀锋一样直插敌方首领所在的中军指挥部，将其阵势冲乱，其他援军也乘势攻击，昆阳城内的守军见机鼓噪而出，内外夹攻、声势震天，紧要时刻，老天爷似乎也在助阵帮助刘秀，史载：会大雷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莽军溺死者以万数，更始军变得完全主动，竟然奇迹般地一举击垮了号称百万实则为四十多万的王莽大军，所得车甲珍宝不可胜数。

　　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作为这场战役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刘秀刚柔相济的作风已初见端倪，他善于说服不同意见者，团结所能团结的力量，并展现出深远的战略眼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勇猛无畏的战斗精神，令世人惊叹。（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宋艳萍：昆阳之战是新朝末年，王莽军与绿林军的一次决战，王莽军的主力被歼，这次战役中王莽政权和更始政权，它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加速了王莽政权的覆灭，这次战役还使刘秀一战成名，为东汉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昆阳之战后，更始政权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几乎与昆阳大捷同时刘秀兄长刘縯（yan）所率大军攻取了南阳首府宛城，更始帝进入宛城，并建都于此。此时刘縯、刘秀兄弟威名远扬，尤其是刘縯在更始政权刚成立之时，很多人便认为应该立刘縯为帝，而不是更始帝，如今刘縯声威更重，不免使更始帝产生更多的担忧，在一些将领的唆使下，更始帝竟然找借口杀死刘縯，刘秀也瞬时陷入极端危险的处境。刘秀再一次做出出人意料的举动，这一次他急匆匆赶往的是更始帝所在的宛城。到了宛城之后，刘秀向更始帝谢罪，然后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与任何官员私语，也不敢为兄长刘縯服丧，饮食言笑，如同寻常，刘縯的部下见刘秀如此也没有做过激的举动，起义军内部避免了更大的混乱。刘秀的忍辱负重竟然使其族兄更始帝产生了惭愧之情，不仅没有杀害刘秀，反而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刘秀继续韬光养晦、温文尔雅、举止得体，获得更始帝更大的信任。公元23年农历十月，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持续十五年的新莽政权彻底灭亡。此时更始帝先迁都洛阳，又于第二年迁都长安，虽然各地豪杰并起称霸一方，但在人心思汉的形势下，世人基本上认可更始帝的汉统地位。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赵凯：更始帝刘玄，他是以西汉政权的继承者自居的，而西汉的首都是长安不是洛阳，所以刘玄他先进入了洛阳，很快他又到了长安，他把长安作为他的都城，意思就是说他想让大家看到，他既然是这个王朝的继承者，那么他理所当然就应该去这个西汉王朝的首都，把长安作为他的首都，他这样做可以提高他这个新政权的合法性，可以维护他的正统性，也可以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所以他选择长安作为他的首都。）

　　而当更始军攻入长安并推翻王莽政权后，就连另一支声势浩大的反莽起义军赤眉军也归降了更始政权。形势一片大好，更始帝试图恢复汉朝疆域，统一全国，他分别派使者到各地建立地方政权，刘秀也终于等到了人生中一次重大的转折。公元23年冬季，在大司徒刘赐的苦荐下，更始帝最终下令命刘秀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持节北渡黄河、镇慰河北。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宋艳萍：大司马事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持节则意味着代表皇帝，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大司马一职源于秦朝的太尉，汉武帝的时候废太尉而置大司马。）更重要的是，在亲兄长被杀后，在更始帝身边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日子终于结束了，韬晦忍让数月之久的刘秀终于可以打着更始帝的旗号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是刘秀事业上最为重要的转折点。

　　河北是刘秀的王业之基，汉代所谓河北是指黄河北面的冀州、幽州、并州，相当于今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等省市，西汉以来，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华北大平原已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人口数量相当可观，还盛产优质兵器和战马，是国家军事重地，当时有一流传的童谣，“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然而刘秀在河北的发展并不顺利，更始帝虽然封了刘秀官职，但并没有给他多少人马，虽然他努力团结地方势力，也有慕名投奔者，但实力强大的王郎并不甘心，居于更始帝之下，他在邯郸称帝以十万户的赏格，悬赏缉拿刘秀，刘秀一再遭遇险情，处境维艰。为了在河北打下一片天地，刘秀违背自己的个人情感，娶真定豪族郭氏之女郭圣通为妻，以政治联姻的手段得到了当地豪强势力的支持。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赵凯：郭圣通，她的父亲是当地的豪强大族，她的母亲是真定国诸侯王的千金，她这个家族在当地是很有势力的，不管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很优越，那么刘秀到了河北发展势力，他和这样的豪强大族结成婚姻，他有利于发展自己的势力，这么理解的话，那么这个婚姻更像是一桩政治性的婚姻。刘秀还团结了渔阳、上谷两郡的武装势力，得到他们鼎力支持。渔阳、上谷是汉代抵御匈奴的前线，驻屯着大量精锐骑兵，号称突骑，骑兵具有移动速度快，冲击能力强的优势，在冷兵器时代无疑是最令人生畏的兵种，幽州突骑在刘秀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屡建战功。

汉代古城墙 河北省邯郸市

这是邯郸现在仍然遗存的汉代城墙，有6米被埋在地表层以下，原始城墙达20米之高，但现在只留存了一小部分。公元24年五月，刘秀攻入邯郸，消灭了劲敌王郎，独霸河北的局面已经形成，具备了南下河洛，问鼎天下的资本，决心彻底摆脱更始帝。

千秋台 河北省石家庄市

这是坐落在河北省高邑县东南的千秋台。公元25年六月，光武帝刘秀在鄗县东南的千秋亭举行了登基大典，国号为汉，年号建武，登基的地点是临时选定的，举行仪式的坛场是临时筑建的，一切从简。登基的祝文写着：“平定天下，海内蒙恩。”其实都是套话虚辞。公元25年前后的天下与海内并不独属刘秀，烟雾缭绕之中，三十一岁的新天子表情肃穆，就在刘秀告天称帝的这一年，中国版图内还有另外好几位皇帝，而声势最大的还是更始帝，他已定都长安。以双方的实力对比，刘秀集团与更始政权孰胜孰败，尚难预料，但是赤眉军的军事行动使胜利的天秤倾向了刘秀一边，与刘秀艰苦创业，努力团结各种力量不同，更始帝定都长安后开始迅速腐化，对于主动投奔他的赤眉首领樊崇等人，更始帝也不能妥善安置，只是以空头支票应付，引起强烈不满，不久即离叛，反过来西攻长安。

　　公元25年春天，赤眉军突入关中，连续重创更始守军，赤眉军的牵制使更始政权无暇东顾，对于这个天赐良机，刘秀当然不能失之交臂，他派邓禹带领一支人马西征，顺利夺取了河东，接着渡过黄河，攻入关中，刘秀自己则统领主力部队围攻洛阳。这一年九月，赤眉军攻下了长安，本应是刘秀最强劲对手的更始政权顷刻间就土崩瓦解了，十月刘秀兵不血刃进入了洛阳，在关中被严重削弱的赤眉军出关东归，陷入刘秀汉军的围堵之中，被迫投降，这支两汉之际规模最大的农民军就此瓦解。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邬文玲:赤眉军一开始势头大胜，他们是一路所向披靡，最后是直接打到关中，占领了关中地区，把当时在关中建立了更始政权的绿林军给赶跑了，赤眉军实际上最开始的势头是非常好的，他们一直差不多坚持了十年的时间，但是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我觉得赤眉军失败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他们缺乏一个长远的尤其是统一全国的这样一种政治的战略目标，对征服之地打过了就是打过了，没有对它进行有效地行政管辖，所以他处于一种流动作战的状态，所以他从来就没有建立一个稳固的一个后方基地，那跟他们相比较而言，我觉得刘秀军完全是另外一个状态，首先有一个想征服全国，统一全国，有确立的这样一个长远的战略目标，所以他的作战方式是步步为营，打一个地方征服以后他立马进行有效地控制，进行管辖，一方面攻城略地，同时进行有效地治理。

汉魏洛阳宫殿遗址 河南省洛阳市

　　洛阳，中国著名古都之一，在古人观念中，洛阳居天下之中是王朝都畿的理想选地，公元25年十月，刘秀率领部众进入洛阳，洛阳从此成为东汉政权的都城，洛阳在长安之东，为区别于定都长安的汉朝，后人习惯称刘秀政权为东汉或后汉，刘秀以光复汉朝为己任，以汉祚正统继任者自居，如果恢复故都长安似乎更能体现政权的合法性，两年前,更始帝刘玄在洛阳与长安之间选择了后者，刘秀定都洛阳而弃长安，反其道而行之，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汉魏洛阳城故城考古队 队长-钱国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东汉洛阳城的北城墙，这段城墙保存的还比较好，关于刘秀和洛阳城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最初他是在跟随更始军的时候就被刘玄派到洛阳来修建洛阳城，就是准备作为都城来使用，当然到了刘秀光复汉室以后，正式建立东汉政权之后，以洛阳建都主要还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说当时的洛阳市在整个的东方，刘秀因为是从南阳起军，在河北逐渐作为他的根据地起家，他的势力从那里兴盛起来，这里离洛阳都不太远，再一个以洛阳为都可以统治整个东方区域，当时的西汉长安城绿林军和赤眉军多次的劫掠，宫室建筑焚毁一空。

　　公元30年，也就是建武六年，光武帝基本扫平了东方的敌对势力，以洛阳为中心，控制了全国五分之四的地区，但是统一全国的大业依然充满变数。公孙述已经称帝，牢牢占据着益州，有觊觎天下之心。在益州西北，隗嚣（ao）控制着陇右一带，兵强马壮。窦融则牢固地控制着河西地区，两汉之际，河西地区远离战火，窦融被推举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划地自保、百姓殷实、兵强马壮。尽管他们都不是光武政权的对手，但只要三方联合，互为犄角，不仅整个西北和西南不再为汉朝所有，而且关中也会腹背受敌，鹿死谁手便是未定之数，新一轮的挑战迅速摆在了刘秀面前。从洛阳到天水，从天水到成都，从成都到洛阳，一批又一批的使者在道路上疾驰交错，他们肩负着各自主公的重托，探听虚实、游说对方，甚至就虚妄不经的天命归属问题展开论战。时光仿佛回到了策士纵横的战国时代.

　　马援就是辗转东西的信使之一，他奉隗嚣之托出使洛阳，观察形势，马援已经认识到光武帝统一天下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去就之路就在眼前，马援带回的消息使隗嚣感到失望，但他仍然痴迷于分裂割据的梦想，隗嚣的最终选择是联合公孙述的成家政权负隅顽抗，这是光武帝刘秀最不希望看到的棋局，他曾一再通过和平方式争取隗嚣、公孙述，但现在发兵陇蜀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这位皇帝久经沙场，却对战争有着深深的厌恶之情，他曾感叹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

　　多年后的公元49年发生了一些关于光武帝执政政策的负面事件，他再次派马援平定武陵郡五溪蛮的暴动，在马援平定叛乱期间和马援对立的政客在光武帝面前，对马援提出了一些不实的指责，光武帝相信了这些指责，开始调查马援，致使马援在被调查期间因病而死。这是一份张掖郡居延县县令通知各下属机构长官的调动任命文书.

1973年出土于居延汉代甲渠侯官遗址，文书的形成年代竟然是建武五年，大意是说胡人侵犯边境，一位名叫王褒的前线哨所指控管指控不当，属失职行为。（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 邬文玲:根据史书记载河西地区窦融集团在建武八年的时候，才正式纳入了东汉光武帝刘秀政权的统辖之下，而整个陇右地区是在建武十二年才最终被征服，但是从居延汉简里面出土的汉简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很早的光武帝的年号，有建武八年之前的年号，早起的年号，实际上这个时候光武帝刘秀对于河西地区其实还没有实施有效的管辖，在这个地区出现的建武年号它有非常深刻的一个含义，因为大家知道在古代采用某个皇帝的年号，实际上就是对他一个政权的认可。)

提线木偶剧团 陕西省合阳县

　　在陕西省合阳县还有一个传统的提线木偶剧团，他们掌握从木偶雕刻到木偶表演的一系列木偶技艺，在他们的表演中还保留着一些关于光武帝生涯的节目，其中就有刘秀和窦融之间的故事，这个历史故事很好地展现了光武帝应对窦融和其他势力时所采取的策略，刘秀希望能和他之间达成和平协议,以积聚力量攻打其他地区的敌人。东方战事尚未结束，刘秀就向窦融伸出了橄榄枝，与隗嚣、公孙述不同，窦融认清人心思汗的形势，果断地易帜归汉，接受刘秀的指挥发兵助战，成为解决西北变局的关键所在。公元34年，隗嚣集团彻底败亡。公元36年，吴汉、臧宫率领汉军攻入成都，消灭了公孙述。（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孙晓：本身光武帝他底下良将云集，比如说吴汉、贾复、耿弇（yan），这些最后都被列入云台二十八将，本身光武帝就是一个智者是个战略家，史书中记载，他可以根据前方的列阵和战争前的准备情况判断一场战争的胜负。）

新莽末年以来动荡混乱的局面终于结束，光武帝刘秀完成了恢复汉室一统天下的历史使命。（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宋艳萍：王莽在建立新朝以后托古改制，但是新政并没有解决严重的社会危机，反而引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强烈不满，人们怀念西汉初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富足的治世局面，复兴汉室成为民心所向。刘秀他就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民心思汉的社会思潮，他借用儒生强华所献赤伏符中的谶（chen）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作为他夺取政权的一个合法性依据，从而成功的将民心思汉的社会思潮变为支持他复兴汉室的重要力量。）

　　王夫之曾说光武帝德天下的难度比汉高祖更高一些。元代学者郝经的评价是“虽则中兴，同夫创业。”

　　云台二十八将，又称中兴二十八将，直到现在他们的事迹仍在民间广泛流传，作为开国功臣，他们追随光武帝刘秀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东汉王朝的创建立下了赫赫战功，理应受到新政权的重用与尊崇。

　　然而在统一天下之后与每一个新兴王朝一样，光武帝刘秀必须面对如何安置开国功臣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二百年前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之初，面对韩信、彭越等功臣对汉王朝的威胁，他又狠下杀手留下了杀害功臣的恶评。

　　与汉高祖不同光武帝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重量级的开国元勋得到了高爵厚赏，还有特进、朝请之类的荣誉性特权，但是除邓禹、李通、贾复三人可以参议国家大事之外其他人基本上退出了国家权力中枢，不再参与国家管理，这种处置得到了开国功臣的理解和拥护，君臣相安，刘秀得以更加顺畅地推行自己预定的政策。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赵凯：总体来讲光武帝刘秀，他对功臣是什么态度呢？是敬而远之，所谓敬，就是对这些开国功臣们从经济上、政治上，包括个人名誉上尽可能给他们照顾和惠爱；所谓远，就是说让这些功臣们在建国以后，不要再参与到国家管理事务当中，特别是国家管理中枢里面来，这样可以保全他们。不管怎样，这个政策得到了开国元勋他们的理解和拥护，到最后君臣相安无事。我觉得这个翻点史书在历史上可以和光武帝刘秀相媲美的只有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了。）

　　退功臣而进文吏是光武帝最核心的人事政策，退功臣可以保护功臣，更有助于杜绝权臣专擅，进文吏就是把包括大量儒生在内的优秀人士，吸引到官僚队伍中更便于皇帝总揽权纲，统御臣工，防范政治异己势力崛起。儒学大师欧阳歙（xi）被刘秀征拜为大司徒，位列三公，其名望举世罕有。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邬文玲：退功臣而进文吏，实际上是光武帝刘秀在东汉建立初期所采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所谓退功臣实际上简单地说就是解除功臣的权力，让他们享受很高的一些荣誉地位，给他们丰厚的一些俸禄的待遇，就是架空他们的权力，于此同时治理这么庞大的国家还需要一些懂得治国安民之术的，懂得文罚吏事的这样一些文官来承担，所以这个时候他同时采取了另一个措施就是进文吏，退功臣而进文吏的措施实际上把武官系统基本上统治体系都给解除了，完全实现了从一个武官系统到文官系统的一个转换，实际上也实现了从武功到文治的一个转换，退功臣而进文吏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措施，而光武帝的这一套用文官治国的这一套制度，对后世也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刘秀喜欢儒学，每当朝政议事结束后，他总是与文武大臣一起讲论儒学经典里的道理，直到半夜才睡觉，太子刘庄劝他不必太累，他说我喜欢这样，不觉得疲劳。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宋艳萍：刘秀对儒学十分重视，还在战争期间他就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在东汉政权建立以后，他对儒学更加重视，他设立了五经博士，还在洛阳设立太学，用儒家的经典来教育世人，每次在退朝之后，他都与文武大臣讲论经学，而且还到大学里去讲论儒学，这就造成了东汉崇儒重儒的社会风气。）

　　在政治上，刘秀强调德治，认为政治统治不只是收税征赋、治狱听讼等事，还要导民以善、广教化、移风易俗。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孙晓：光武帝统一天下以后，撤官并县、虚置三公、事归台阁，他用了很多很有才干的人，但他对这些吏治非常严，一旦位列尚书台的这些官员要是出了事，他也经常把他弄到朝堂上去鞭笞，对吏整治的非常严格。我想可能柔道治国是他的目的，铁腕治吏是一个手段，如果我们理解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找到柔道治国和铁腕治吏之间的平衡了。）

　　后汉书酷吏传中记载的董宣、樊晔、李章都是光武帝时有名的酷吏，开国之初就任用酷吏这样的现象历代少见，这些酷吏多数都能够善始善终，同样是罕见的事情。光武帝刚猛治吏的政治风格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明帝，章帝时期，前后数十年，开创了东汉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吏治清明时代。

汉代竹简 甘肃省武威汉滩坡东汉墓

这是1989年在甘肃省武威汉滩坡东汉墓中出土的两枚木简，木简署明的时间为建武十九年，记录了度田制度，要求基层官吏在每年的五月核对土地数量，隐匿土地三亩以上就要受到惩处，这简单而冷酷的法令表述背后隐约能感受到法令制定者的杀气和决心。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赵凯：所谓度田就是国家重新丈量土地，然后统计人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把之前豪强大家他们所隐藏的土地和人口，让他们把这个数字交出来核实一下，让他们按照实际的土地和人口来缴纳赋税，来承担赋役，就这样做才能保证这个国家正常的发展下去。）

　　西汉中期以来，国家管理失序，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西汉后期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土地人口失控这个可怕现象和危险的趋势，但日薄西山的西汉政权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继之而起的新莽王朝由于没有找到对症之药也迅速归于失败，对于新生的东汉政权来说，度田问题至关重要，如果不能解决度田不实的痼疾就难免重蹈前朝的覆辙，更何谈长治久安。

　　欧阳歙（xi）担任汝南郡太守时，没有很好地执行朝廷的度田政策，还暗中贪赃千余万，尽管欧阳歙是当时颇有社会声望的显要文吏，但光武帝还是因为他在土地核查中的失职抓捕了，他并要处死他。

　　公元39年冬，朔风凛冽、一派肃杀景象，洛阳南宫司马门外面，上千名儒生跪伏在冰冷的地上哀求朝廷对有罪在身的大司马徒欧阳歙从轻发落，有人竟然剃掉了须发愿意代为受过，但是一向对儒学之士优容有加的光武皇帝这次却是疾言厉色，拒绝赦免备受尊崇的欧阳歙。这个故事是合阳县提线木偶团最为重要的一段演出，提线被剪断即表示了欧阳歙被绳之以法，同样也展现了光武帝继续坚持土地核查，严厉打击隐匿行为，并且要每个人都明白他坚持度田政策的决心。

　　光武帝厉行度田增加了国家直接控制的应税土地与服役丁口来源，西汉中期以来困扰执政者的土地兼并为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牛马放牧、邑门不闭，一派安宁景象。公元57年，光武帝刘秀病逝于洛阳南宫的前殿，临终前留下遗诏，要求务必简省地办理自己的后事，甚至认为自己无益于百姓，然而作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刘秀的业绩受到后世极高的评价。

　　王夫之将光武帝刘秀与汉高祖刘邦做对比：认为刘秀尤难、盛赞、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独焉，而宋太祖其次也，表面上看，光武帝刘秀延续了西汉，是一个中兴皇帝，其实他更是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是新的历史时代的开拓者。

　　历史90秒：张骞通西域

　　公元前138年张骞带领他的使团从长安出发，踏上了艰难而又未知的西行之旅，张骞本是一名普通郎官，然而他的内心充满了对荣誉的向往，他喜欢开拓未知的领域，不甘心碌碌一生，他欣然而出，踏上艰险之旅担负起出使西域大明氏国的重要使命，然而这是一条令人生畏的死亡之路，浩瀚无际的戈壁沙漠，起伏不断的山川雪岭，顽强的胡杨与永恒的黄沙见证了张骞凿通西域的艰难，多少年后张骞的西行之旅被载入了人类的史册，他以自己特有的顽强和勇气实现了周穆王驰游八荒、探索宇宙的梦想，开启了一条沟通东方和西方的丝绸之路，这条道路记录了人类交流的恢弘历史，它冲破了自然与人为的巨大障碍，几度衰落，又几度兴盛，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伟绩。直到现在它依然能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

第27集：丝绸之路

在广袤的地球上，沙漠、高山、沟壑、沼泽、荒原各种复杂的环境，曾阻碍着人类的交流。然而，即便天险重重人类探索与交流的脚步从未停止，即使在只能靠步行过的时代，人类依然能跨越千山万水，创造奇迹。一条古老的商道逐渐形成。公元前138年，一个普通郎官，从长安启程出发，踏上出使西域的征途。然而，它并不知道，此次出使，将担任更为重大的，可载入人类史册的使命，它所开启的道路，将联通东方与西方，它蜿蜒曲折，却有绵绵不断，它有主干也有分支，甚至扩展到浩淼的大海，它冲破了自然与人为的巨大障碍，几度衰落，又几度兴盛，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伟绩。直到现在，他依然能重新焕发出蓬勃之路。他就是丝绸之路。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一支三十二万精兵组成的大军，奔赴大同城东5公里处的白登山，此时刘邦已完胜最强大的对手项羽，他的军队也身经百战成为威武之师，然而强悍的匈奴仍对新兴的汉王朝构成巨大的威胁，匈奴是一个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拥有强大的骑兵队伍，依仗时速可达60公里的骏马，匈奴骑兵经常南下侵扰，刘邦决心倾举国之力彻底打败匈奴，不料就在白登山四十万匈奴铁骑突然间，将汉军团团围住，一困就是七天七夜，白登山之战使王朝完全处在了劣势，不得不采取和亲等怀柔政策来维护与匈奴的关系。

　　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王朝逐渐进入鼎盛时期，胸怀大略的汉武帝不再甘于对匈奴低声下气，北击匈奴、开疆拓土、一雪前耻，成为汉武帝最大的心愿，为了提高胜算，西汉朝廷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也在外交方面多方谋划，一位匈奴的降人告诉汉武帝，在匈奴的西边有一个游牧民族叫大月氏（rou zhi），大月氏被匈奴打败后被迫一再西迁，只因没有强援无法报仇，这个消息令汉武帝非常振奋，一个重大的战略思想当即产生。他要派出一支高规格的使团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以夹击匈奴。

　　公元前138年，一支一百多人组成的庞大使团，从长安启程踏上了西行之旅，为首者本事侍卫皇宫的一个普通郎官，他的内心充满了对荣誉的向往，有着强烈的探险精神，他喜欢开拓未知的领域，不甘心碌碌一生，他就是张骞。当汉武帝招募出使西域的使者时几乎无人敢应募，张骞欣然而出，担负起出使西域，联系大月氏国的重要使命，然而对于大月氏国的具体情况，甚至它的所处的确切地址，张骞等人几乎一概不知，西域的一切也只在传说中，包括巍峨的昆仑山和神秘的西王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小峰：当时的西域也是一个神秘而具有挑战的地方，那么能够在丝绸之路上往来于丝绸之路或者贯穿丝绸之路那是人们挑战自我，探知未知世界的一个表征。

　　西域是见诸中国古代史籍的一个地理概念，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天山南北地区。汉朝初年匈奴征服了天山南北三十多个小国，完全切断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在中国先民的地理观念中，昆仑山位于西北是陆地上最高的山，也是黄河的源头。据说西周的周穆王曾经乘着八骏神车西征到达昆仑之丘与西王母酬唱游玩，尽欢而返。昆仑山实际上是今天新疆哈密北部的天山，巍峨的天山遮住了先民的视野。在公元前2世纪，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对于天山以西以北的世界人们知之甚少。对于张骞出使的西域除了美丽的传说更多的是可怕的传言，飞沙走石、渺无人烟，然而更大更现实的困难还是匈奴的阻隔。要想前往西域，首先必须途经匈奴统治的广大地区，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障碍。

　　果然不出所料，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从陇西郡出境不久即被匈奴拦截，为了使张骞屈服匈奴人采取了威逼利诱的手段，张骞始终不为所动，匈奴首领又将张骞等人流放在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的西北寒地，让他们自生自灭，在极艰难地情况下，擅长骑射的甘父以射猎鸟兽帮助张骞度过困境。甘父，本是匈奴人，在汉地时是堂邑侯的一名家奴，他与张骞一样有着非同寻常的开拓精神，为了将张骞留下，匈奴首领单于特地给他娶妻，然而张骞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张骞被匈奴扣留达十三年之久，却也熟悉了西部的生活、语言、风俗和地形。

　　公元前129年张骞终于等到了出逃的机会，在匈奴人放松监视的时候，张骞和甘父等人最终成功逃出匈奴向西寻找大月氏，这是又一段极其艰险的历程，他们不得不经过茫茫的大戈壁，在呼啸而至的狂风，冷冻交加中随行者又有人被夺去了性命，他们还须翻越起伏不断的葱岭，所经之处一连数天荒无人烟，大月氏究竟在何处？经过数十天的艰难跋涉，张骞还是没有找到他要出使的目的地，好在他到达了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yuan)。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小峰：大宛这个地方应该讲它的地理位置更靠西一点，是诸国文明的交会之所，那么当然也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一个交融的地方。

　　大宛的国王早就听说过汉朝非常富强但一直无缘交往，所以对张骞非常欢迎，张骞说明出使的意图，请大宛国王将他们送到大月氏，大宛国王答应了张骞的请求，派了向导和翻译带领张骞等人经康居属地，辗转来到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不料被迫以伊犁河、楚河流域西迁的月氏人，已经在原大夏国土上建立了新的家园，那里的自然条件比原居地更好，他们安于现状不愿意再向匈奴寻仇，张骞在大月氏住了一年多对方仍含糊应答，张骞只好返回。劫难重重归国途中，张骞再次被匈奴扣留，一年多后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带着妻儿和甘父逃回汉朝，回到魂牵梦绕的长安，第一次出使西域至此结束。人们不难发现此行的艰险和残酷，出发时庞大的使团，此时只剩下两人，更令人感到难受的是出使时间长达十二年之久，付出如此巨大而惨重的代价。当张骞两手空空见到汉武帝时已是人面全非，十年世事，哽咽难言，然而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果真没有收获吗？

　　对于西汉朝廷而言，张骞带回了极其重要的信息，他详细汇报了亲临四国，传闻的六国的情况，使年轻的汉武帝兴奋而神往。西域从此由虚幻的想象变成真实的存在，这是东西方世界得以沟通的基础，张骞介绍大宛有好马，马出的汗像血一样，是天马的后代，大宛的宝马令汉武帝血液贲张。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科学院历史所考古室-哈迪夏.塔西巴耶娃：张骞很详细地记载道，在大宛种植有大米、小麦，还种有苜蓿也就是牧蓿，有葡萄，还有葡萄制作大量的葡萄酒，另外大宛还以品种优良的骏马为骄傲。

　　公元前116年，汉武帝派张骞再度持节出使西域，第二次出使西域已不像第一次那么凶险了，经过一系列战争汉朝打败匈奴，匈奴被迫远徙。出使路途变得非常畅通，此时张骞已年近五十，身体也因饱经沧桑而变得衰老，然而他仍是出使西域的不二人选，巨大的使命感依然充斥着张骞的心胸，在他看来貌似险恶的西域实则是他的宝地，是能够成就他人生价值和巨大荣誉的所在，他愿意为出使西域洒尽他的热血。使团队伍更为庞大，出使人数达300人，带着汉朝廷的热望，每人备马两匹，携带上万头牛羊和价值为数千万的金币、丝绸等贵重物品，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伊犁河、楚河流域的乌孙国。

　　谢振瓯是一位画家，从事有关丝绸之路的国画创作已三十多年，20世纪八十年代，他再次沿着张骞出使的道路西行，近距离感悟丝路文化进行采风和创作。阳关土垛、高昌古城，帕米尔高原的沙碛旷野，他在烈日下体验着当时张骞在西行路途上的饥渴和使者们的思乡寂寞，大漠的孤寂，落日的苍凉，在这条千年古道上，他用他的作品展示着当时张骞和他的使团所走过的西域各国的风情与世故。

　　中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谢振瓯：本身去的时候其实是不愉快的，带着一种历史的负重感，去解读一下他们在那个年代怎么认识这个地域，这个文化，而且创造了全部这种东西，所以去的时候怎么能不感动？

　　乌孙是西域的大国，也是匈奴的重要属国，张骞此行的目的是说服乌孙弃匈奴亲汉，张骞此次出行非常顺利，毫发无损地来到了乌孙的王庭所在地--赤谷城。庞大的使团，贵重的礼物，衣饰鲜明而彬彬有礼的使臣，这一切让乌孙君臣对遥远的大汉帝国心生敬畏，乌孙王热情地招待了张骞一行，表示愿意与汉朝交往但是不愿意与匈奴为敌，婉拒了汉朝来使的政治诉求，他派遣使者跟随汉使回到长安表达答谢之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小峰：对汉而言如果乌孙能够与汉建立友好的关系，又与匈奴交恶的话，那无疑是汉出击匈奴的最有利的左勾拳。）

　　汉武帝又先后把两位汉宗室公主嫁给乌孙王，实行和亲政策，终于使乌孙从亲匈奴转为亲汉。公元前71年，汉军五路讨伐匈奴，乌孙出兵助汉立下大功，乌孙成为汉朝在西域的可靠盟友，汉与乌孙的友好关系持续了百年之久，除了出使乌孙国之外张骞派遣副使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进行访问，宣扬汉朝的威德，表达交往的意愿。

　　完成第二次出使的任务，张骞返回长安一年后就病逝了，这一年是公元前114年，张骞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完成出使西域的重任，这一伟绩足以让他名垂千古。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凿空一词形象地描述了张骞开通西域的壮举。张骞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无形财富，他的卓识远见、坚定信念，他的不畏艰险、勇于开拓，他用一个人有限的热血洒成一条沟通东西方的无价之路，这条丝绸之路走过平原草地，跨越高山峻岭，穿过沟壑沙漠，为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赵凯：张骞等于是第一个以汉家使臣的身份大规模地进入到这一领域里面，进入到过去我们没有足够了解的领域，所以可以把它叫做凿空。）

　　张骞和他的部署是有史以来第一批踏入西域乃至更远地区的中原王朝官方使节，张骞使团所到之处宣扬汉朝的威德，传递汉人的友善，使天山南北、亚洲腹地的人们第一次了解到汉朝的强盛与富庶，产生了与这个东方大国交往的愿望，架起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对于这样一条沟通东西方的政治之路、经贸之路、文化之路，为什么要叫丝绸之路呢？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宋艳萍：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国人就懂得了养蚕抽丝，然后织绢制绸这种技术，在瓷器和茶叶传到西方之前，丝绸它是中国和西方贸易的最主要的，而且使最具代表性的商品。）

20世纪以来从塔里木盆地到罗马帝国东方行省帕尔米拉、罗马帝国本土意大利都发现了汉代丝绸制品，安息的达官显贵、罗马的宫廷名流都用中国丝绸来显示自己身份的高贵。

　　汉朝前后延续了四百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张力和活力的时期之一，公元前后，汉朝与亚洲的多数地区之间存在着贸易关系和政治关系，由此形成的路线被统称为丝绸之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他说，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这条商道从中国的政治中心长安或者洛阳发端，向西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穿越包括今天新疆在内的西域进入中亚地区，然后继续向西，通往西方文明的中心罗马帝国，或者向南到达身毒。

　　今天谢振瓯再次来到西安，这是他20世纪八十年代创作《丝绸之路》作品的起点和丝路源泉，来到这里更勾起他创作上的思绪，那就是他作品中流露出的一丝丝朝花夕拾般的思乡愁绪。（中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谢振瓯：西方过来的人爱穿汉服，我们的人爱胡化，爱穿西方短袖子、窄袖子，爱穿靴子，互相就是一种好奇，一种交流。）

　　如今走在这商业氛围浓厚的西市商业大街内，让人又重新感受两千年前由于张骞开通西域所带来的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使者、商人往来不绝的场景，从此汉朝与西域各国建立了直接联系，丝绸之路的开通，将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连接起来。

　　这里是伊塞克湖，是丝绸之路北线的重要节点之一，乌孙人曾生活在伊塞克湖的附近，并在这里通过货物交易成为丝绸贸易中间人，作为吉尔吉斯坦研究丝绸之路的学者，塔西巴耶娃经常行走于伊塞克湖的水岸。1958年吉尔吉斯科学院派人潜入湖底进行考察，根据当时的记录伊塞克湖与古时相比至少向内陆延伸了上百米，也就是说伊塞克湖的一段丝绸之路的历史遗迹今天都沉落湖底。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科学院历史所考古室主任-哈迪夏.塔西巴耶娃：据纸质史料记载一般认为直到公元二世纪东、西方世界才对彼此有所了解，在中国的探险家、外交使节张骞首次翻越过阿尔泰山脉，继而他打开西方边界的大门为大汉帝国发现了西方世界，在这之后世界许多大国就开始以各种方式进行贸易经济往来。）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东西方经济文化在这里汇聚，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中转中心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出现了很多具有东西方文化特征的古代文物。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博物馆，一场有关丝绸之路文物的展览正在举办。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中古室主任-阿列克桑德列娜：吉尔吉斯斯坦是丝绸之路上很重要的一环，也就是说它连接了东西方世界，从它境内穿过了几条丝绸之路的支线，比如在不同的地区很多东西都能象征、展示东西方世界的联系。我们的陈列柜下层向大家展示了茶杯、出土的青铜碗，上面刻有阿拉伯文字的铭文，出土自天山山脉中部，它被认为引进自中国。在陈列柜上层，在上面的架子上展示的是玻璃碗古罗马工艺，公元一世纪出土于阿赖山脉，贾拉拉巴德州都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

吐鲁番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吐鲁番盆地，这里酷热少雨是中国极端干旱的地区之一，住在这里的人们采用一种叫坎儿井的地下水利工程，而这项技术始创于西汉，当时汉人来到这里移民屯田，把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传到了西域，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阿里米尔大妈每天的生活就是从这坎儿井里流淌出的涓涓泉水中开始的，她和生活在吐鲁番的人们一样，世世代代受惠于这坎儿井中的水的滋润，忙完劳作，阿里米尔大妈开始为家人准备丰盛的午餐，而这顿佳肴是我们内地人喜爱的饺子。

　　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原汉民族沿丝绸之路来到这里也把中原地区的饮食习惯带到了这里，饺子就是其中之一。丝绸之路是一条经济贸易之路，华丽高贵的丝绸、光洁典雅的铜镜、高超的铁器铸造技术，借助丝绸之路从中国传入西方，同时我们日常食用的葡萄、西瓜、核桃也都是在汉代从西域传入中原的。在两千年的西汉张骞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这个生机勃发的新世界令他欣喜万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小峰：两千多年当中世界各种文明都在丝绸之路上有它的展现，所以今天人们再去探知丝绸之路的时候或者回溯丝绸之路的时候人们也是一个对古代文明的一种向往，同时也是对当时人们在创造文明当中所付出的努力和他的价值的所谓追溯和回归。）

　　徐良东，吐鲁番学研究院技术保护所副所长，从事丝绸之路上壁画的临摹和保护工作。1992年，还是个小伙子的徐良东来到火焰山大峡谷中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在这个丝绸之路上多种文化宗教交会的地方，徐良东被千佛洞里的佛教壁画深深吸引。

　　（吐鲁番学研究院技术保护所副所长-徐良东：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之后佛教沿着这条路传到了中原内地，那么吐鲁番是在这条北传线上重要的一个点，回鹘人到吐鲁番之前崇信的是摩尼教，摩尼教是崇拜火的，火是代表光明的，回鹘人到了吐鲁番皈依了当地佛教信仰后，他又把原来的摩尼教信仰的一些元素糅合在了当时的佛教经典之中。）

　　在千佛洞的51号洞窟里徐良东一呆就是整整60天，从那以后在火焰山下，木头沟西岸的悬崖之上，在千佛洞里现存的83个洞窟中，总面积1200平米的壁画前孤独而又执着的徐良东，夜以继日地临摹着，这一干就是二十年。

　　早在两汉之际，佛教就从西域传入中原，公元68年，汉明帝刘庄在洛阳城雍门修建白马寺这是中国古代第一座官办佛教寺院，由此开启了佛法东来的大门，随着岁月的流逝，壁画也即将衰败，而徐良东临摹的壁画也将成为孤品，成为珍贵的史料，在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洞窟之中，徐良东找到了与壁画一生的缘分。

　　丝绸之路是一条政治之路，通过丝绸之路汉朝剪除了匈奴人的威胁控制了天山南北，把疆域从河西走廊拓展到帕米尔高原。公元前101年西汉大将军李广利率军击败大宛国，带着上千匹汗血宝马凯旋回朝，汉武帝挥豪作赋《西极天马之歌》“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对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来说得到宝马良驹，固然可喜可贺，威服四方、万国来朝才是他的光荣与梦想。

　　然而由于这条道路跨度如此之广，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为其沿途安全提供保障，它就无法长期存在，汉王朝以其强大的国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开拓者与保护者，并为这条道路的畅通与繁荣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从汉武帝开始汉王朝倾注全国财力开拓新地，维持丝路畅通，而且持续时间长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小峰：汉要付出这么大的财力要做出这件事情，维持西域的畅通，实际上保护着汉朝的国力远播，传于四方的考虑，那么还要考虑到汉朝的威名远播，用今天的词语来形容的话是汉朝塑造自己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举措。）

　　这里是位于甘肃民乐的西汉八卦营古城遗址，一千年前这里就是屯粮重地，汉武帝在击败匈奴设置张掖郡后，开始实行大规模移民屯田。屯田是汉朝经营西域维护丝路的重要举措，一千年来，民乐屯田移民的后代们一直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繁衍，而伴随他们的是祖辈延续下来的耕作技术和农具，如今古老的耕作模式已被现代的播种机械所取代。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小峰：今天我们再讲丝绸之路其实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它的那个昔日的繁华已经不再，只存在它的斑驳的残垣当中，干枯的杨柳当中，胡杨木当中，但是呢它的精神依旧在，这个今天探知的历史实际上是今天的人和历史的古人的这种对话，是今天的人和历史人的精神的交流。）

　　这里是位于轮台县城以西约二十公里的拉依遗址烽燧，建于西汉，作为烽燧的保护者，尼亚孜老人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每周他都要来到这片荒漠之中守护和检查着这座两千年前的孤寂的汉代烽燧。如今轮台昔日的繁华已经不再，唯有这荒漠中的烽燧依然挺立，尼亚孜每次来到这里总是喜欢捡起散落在这烽燧附近的石块，并用手触摸一下烽燧上的黄土，也许正是这荒漠中的尘土和碎石映射出了过去的沧桑。

　　老人心里明白他所守护的这座烽燧已经在轮台这片土地上守望了千余年。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mao）头落。在中国古代文人的作品中，轮台是边关战斗与边塞苦寒生活的代名词，位于西域中部的轮台是汉朝在西域的政治中心。

　　公元前60年匈奴势力被逐出西域，西汉在这里设置了西域都护，专门管理西域事务，这是中原王朝首次在西域地区设置的郡级行政机构，标志着天山南北地区正式并入了中国版图，从此今天的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王朝的管辖，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长城，是古代中原王朝防御北方骑兵民族入侵的重要军事设施，汉代的北方长城东至辽东，西达敦煌，为了抵御匈奴的侵扰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武帝征发了数十万人在荒无人烟的帝国西陲修筑边防要塞，要塞东起敦煌，西至始墨，度沙越漠，蜿蜒布列，起到了保卫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作用。

　　然而汉朝在西域的经营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西域距中原遥远，汉军无法长期驻扎，汉朝使臣遭劫或者被杀的惨剧时有发生，东汉之初由于改朝换代间的大混战，国力明显减弱一度无暇西顾，西域诸国不得不依附于强大的北匈奴，丝绸之路一度中断六十五年，时代呼唤着另一位英雄人物的出现，他就是班超，他将像张骞一样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和繁荣作出了卓越贡献。汉代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天山南北地区，有几十个大小不等的邦国分布在沙漠绿洲和戈壁草原上，史称西域三十六国，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详细记录了每一个邦国的地理位置、户口总数、人口总数、兵力以及风俗特征。

　　公元73年，班固的弟弟班超被任命为假司马投笔从戎，跟随奉车都尉窦固与匈奴作战，班超作战英勇受到窦固的赏识，派遣他出使西域，班超等人到达西域的鄯善国。起初鄯善国王接待他们非常恭谨周到，但不久突然变得怠慢起来，班超断定这一定是北匈奴的使者来了。此时匈奴已分为北匈奴与南匈奴，南匈奴于公元48年归降东汉，而北匈奴仍与东汉对抗，且实力强大。西域诸国不知道该服从东汉还是匈奴，鄯善国王也犹豫不决。这是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他将一起出使的36人全部召集，鼓励大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消灭了匈奴使者，鄯善国王就会吓破肝胆，我们大功就告成了。

　　当夜天一黑，班超率领36名勇士，突袭北匈奴使者的住地，在大风中燃起了大火，为了制造声势，他们还擂起了战鼓，北匈奴使者及随从人员100多人，均被击杀或烧死，第二天当班超将北匈奴的头颅，交给鄯善国王时，鄯善举国震恐，班超乘势劝说安抚，使鄯善国完全归附东汉。班超的事迹传到东汉朝廷，汉明帝大喜，亲自授命班超全权处理西域事宜，并打算派出大批兵马供班超调遣，班超接受了使命，但没有接受大批兵马，他认为只要现在的36名勇士就足够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小峰：班超在西域独立经营了三十余年，晚年的时候当他叶落归根故土难忘，要上书皇帝回朝廷的时候，他说‘臣不敢妄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

　　班超投身西域达三十一年，把亲汉邦国联合在一起，打击匈奴和叛汉势力，维护了西域的和平与汉朝的声望。

　　在公元94年的一次军事行动中，班超成功地调发了西域诸国军队八万之众，使西域50多个国家重新归附了汉朝，班超更善于用外交手段团队和联络较远的国家，在他的努力下，旧的丝绸之路更加通畅，新的丝绸之路正在开拓，班超希望与西方的大秦直接沟通，大秦就是罗马帝国，公元前3世纪罗马人崛起于亚欧大陆的西部，逐渐发展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东方的汉朝与西方的罗马是当时世界上最为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文明中心，但双方未能建立直接的联系。

　　今天在古城威尼斯，还存在有上千年的古老玻璃工艺作坊，一千年了老作坊的主人们还沿用着古老的手工制作，这些玻璃制品继承了祖辈的制作工艺，在大秦人深爱汉朝的丝绸之时，汉朝人也非常喜欢大秦的宝珠，东汉诗人辛延年，在《羽林郎》一诗中刻画了一位外族美女的形象，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诗中提到了大秦珠就是来自地中海一带的蜻蜓眼玻璃珠，从西域到内地，从宫廷到酒肆，大秦珠成为深受汉代女性喜爱的装饰品。

　　公元97年，班超派遣部将甘英出使大秦，可惜的是甘英只到达波斯湾沿岸的条支就因当地商人故意渲染海上的危险而止步不前，未能完成使命，又过了七十多年，公元169年九月的一天，东汉都城洛阳张灯结彩一派祥和景象，在威风凛凛的皇家卫队的引导护卫之下，一群外国使节缓缓走来，当朝天子汉桓帝在可容万人的德阳殿隆重接待了来使，大秦使者的这次来访是两大文明古国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大汉王朝德布天下，威加四海的象征，而这一次大秦使者走的路线是海上丝绸之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小峰：今天我们理解丝绸之路不仅仅是跟罗马和长安，实际上它代表的是西方世界和我们中国和我们东方文明之间的连通，这种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不会因岁月而改变，它永远会，它不仅发生在过去、现在还会发生在未来。

　　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形成，早在汉武帝元鼎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11年，汉朝大军平定了南越设置了南海等九郡，中国的船只就从日南、合浦等港口出发，沿近海航行进入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使东西方有了更进一步的交往，丝绸之路的内涵也更加丰富，糅合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边疆、民族等诸多因素，书写了汉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光荣与梦想、勇气与豪情。

　　如今无论是陆地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重新焕发了生机。公元2013年中国政府郑重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由此开启了一路一带建设新的篇章。

　　两千年来古老的丝绸之路虽经朝代的不断更迭却依旧繁荣，合作与沟通，信念的坚守与不断地探索是古老丝路继续繁荣的精神根源。此时丝绸之路光辉灿烂的前景正呈现在我们面前，成为我们即将实现的伟大梦想，然而我们不会忘记：正是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中国人以自己特有的顽强与勇气，凿通了丝绸之路，实现了周穆王驰游八荒，探索宇宙的梦想，汉朝开辟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历史90秒：清流之风

　　在东汉后期的官僚集团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与太学生的领袖人物联合起来，以匡扶王室、维护正义为目标，号称清议。清议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他们以言论批判为武器，他们标榜正义、抨击时弊、不避权宦。在东汉后期形成了一股清流之风。李膺等清流派士大夫是清议的主要人物，他们做事清正廉明、不畏强暴，世人对他们评价最高的就是他们对宦官集团的打击。宦官集团其实是皇权的一种延伸，打击宦官集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皇权的一种挑战，他们的这种做法对于读书人来说是一种不畏强权的气节。可是当政治平衡被打破之后，党锢之祸迅速掀起，李膺等清流派人士英勇赴死，清流最终被残酷地扑灭。

第28集：清议与党锢

他们是历史上有名的清流，顾名思义，比喻他们的品行清白如山涧水流，能激浊扬清，他们标榜正义，不避权宦，抨击奸邪，名日：清议，却如同火同喷发的滚滚岩浆，在东汉后期形成巨大的舆论洪流，其影响所及，上至庙堂，下至民间，刺激着东汉王朝最敏感的神经，激扬着一个时代的风气。然而，火山未熄就遭遇到无情的冰霜，党锢之祸来势汹汹，清流被残酷地镇压，清议被暴虐地封杀，更严重的是东汉王朝从此失去了政治平衡，引发了全面崩溃，这是一个需要沉思的历史课题，当一个政权面临种种矛盾，种种危机时，究竟需要怎样的应对和解决之道呢？

太学遗址 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县

这里是河南偃师县的太学村，距离洛阳市区30公里，在郊外有一片杨树林，占地30公顷。现在，这片树林已成为村中一所小学的第二课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黄老师是这所小学的语文老师，他每周都会带着学生来这里，教授他们一些五经的内容，黄老师将课堂搬到这里的原因，就在于这片树林之下。东汉太学当时是全国最高的学府，这片树林的地下70公分处，是原东汉太学遗址，1975年考古人员对他进行了挖掘，为了保护太学遗址东华大学，挖掘后就回填了，而且在遗址之上种植了一棵树苗。如今，幼苗已经长成了大树，曾经的太学也深深地掩埋于林地之下。可是，在黄老师心目中，树人如树林，曾经的太学并没有随着泥土的掩埋而消失，其盛况反而随着树林的日益茂盛越发清晰可见。除了遗址之外，挖掘现场还发现了一些文物，其中最珍贵的就是这块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西藏于西安碑林的第三展室，这里收藏了至汉代至今的碑石、墓志共4000余件，数量为全国之最。如今，熹平石经虽然只剩一面残碑，却是这里的镇馆之宝，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这些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是儒学经典中的内容。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朝廷下令，将经过官方审定的《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用隶体朱书刊刻在四十八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立于太学东门前。

太学，始建于西汉武帝时期，鼎盛于东汉，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太学便开始承载传承儒学经典、培养政府官员的任务，太学也是皇帝咨询国事的地方，博士学生都可以发表意见，便于太学生养成忠君爱国、关心国事的风气。太学初立时不过几十人，而到东汉后期，聚集京师的太学生人数达三万多人，而随着人数的激增，太学生的出路正变得非常狭窄。更重要的是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活跃在政坛上，他们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部分官位，这使得太学生的处境更加艰难，他们寄希望于察举制。（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赵凯：所谓察举制，顾名思义先察后举，察就是考察，就是地方官他到基层去，去根据百姓的评价来选出人才，当然他的标准的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德，一个是才。）

到东汉时，察举的科目已经很多，既有以德为主要考核对象，孝廉等科，也有以才能为主要考核对象，勇猛知兵法科等，不过，所有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更重要的是，察举制完全以推荐为基础。

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凯：当中央政府给了你这个权利的时候，你会推荐什么人，肯定是推荐给我自己亲近的人，那么他就可能把皇权通过察举的过程，变成私权。你上有政策他下有对策，那么这样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什么，形成一个利益集团。

这样的形式使得大多数太学生处境艰难，形成东汉一大难题，而大学生本身则必须面对更大的矛盾，太学生接受的教育是忠君爱国、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然而，现实在无情地打击着他们的信念，他们需要作出选择，要么屈服权贵违背伦理道德，要么坚守原则维护人格尊严，但不能入仕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社会的尖锐矛盾集中到太学生身上，使他们更容易看到社会弊端，更容易对权宦产生强烈的不满。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赵凯：这个积怨积聚长久以后，就会形成一种社会舆论，批判时弊、批判宦官、批判外戚，甚至挑战皇权这样一些舆论的出现。

这是江苏省徐州市的汉画像石馆，是目前最大最全面的汉画像石馆，馆内展出有1000多块汉画像石，这些石头上雕刻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是汉代社会的一个缩影，也为我们了解汉朝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块画像石，是被制作拓片最多的一幅，也是馆内最珍贵的文物，它就是拜谒图。据馆内专家介绍，这幅画像石上，雕刻了士人跪拜的场景，这些士人在东汉后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清流派士大夫，他们与太学生的领袖人物联合起来，以匡扶汉室、维护正义为目标，以言论批判为武器，针砭时弊、抨击权宦、品评人物，号称清议。清议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制造舆论的主体是清流派士大夫，外戚宦官以及碌碌无为的官员都是清议批判的对象，正直忠义、勇于任事的名士和官僚则成为清议褒扬的对象，由于其影响大，无人不怕这种清议，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书茂、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缙但坐啸，在这西民谣中。李元礼、陈仲举等人都是清流派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他们也成为世所推崇的楷模。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卜宪群：清流在当时不仅仅是有话语权，还是很大的话语权，可以说是垄断了基层社会的话语权，什么是话语权呢？在当时的最大的话语权就是人物评价、人物品评，人物品评的目的是什么，还是做官，获得国家的评价你做不了官，但是你获得他的评价，就可以做官。

李膺故里 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

河南省襄城县是清流派最具代表性人物李膺的故乡，李膺、字元礼，作为襄城县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名人，千百年来一直是当地文人墨客和普通民众交口赞誉的对象，在东汉时，李膺的名号不仅传遍他的家乡，在京都洛阳乃至全国也是人尽皆知，当时的读书人和官僚们都以与李膺结交为荣，如果某人幸运地得到李膺的接见，就会被称为登龙门。很多的士人和太学生正是因为成为李膺的座上宾，也成了士林的名士，同样备受推崇。

郭云梦是襄城县有名的作家，从五年前开始，他就为开始撰写李膺的人物志作准备，翻阅了大量的古籍，并一直进行实地考察，寻找李膺在襄城县留下的遗迹，当年，李膺正是在襄城县被推举为孝廉，步入仕途。因为性格刚正，仕途坎坷，直到46岁时，李膺才携家眷搬离了襄城，此时正值鲜卑犯境，汉桓帝重新起用李膺为度辽将军，李膺威震边关，因而声名远播，但真正使李膺成为士林领袖、并彪炳史册的，却是他多次以铁腕手段打击宦官及其党羽，在李膺出任司隶校尉时，他依法惩处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威震朝野，被士大夫们交口赞誉。

郭云梦：一般人对张让那都是礼让三分，但是李膺能追到张让的府上，将柱子破了，他一拍是空的，破了将张硕带走，带走他家就审，然后就地处决。

令郭云梦感到遗憾的是，虽然已经寻找了长达五年的时间，但在襄城县他仍然没有发现任何一处，关于李膺的遗存，即便是古籍中记载的李膺墓地，现在也已荡然无存，李膺仿佛从来没有出现在这里，李膺标榜正义的清流之风，曾带给家乡襄城无比的荣耀，郭云梦希望重新唤起这座古城对李膺的记忆。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邬文玲：大家对他评价更高的就是他对宦官势力的打击，因为宦官他确实是跟皇帝的关系非常密切，挑战宦官，也在某种意义上敢于挑战皇权的一种表现。

清流中，与李膺齐名的还有范滂、张俭等官员，他们都以博学刚正闻名，太学生中自有郭泰、刘陶、贾彪等领袖，他们的力量同样不可小觑。汉桓帝时，名士朱穆担任冀州刺史，上任后正值权宦赵忠丧父归葬冀州，其丧墓规格明显越制，朱穆当即依法查处，赵忠正受汉桓帝宠信，汉桓帝得知此事后大怒，马上下令将朱穆关押，准备严惩，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太学生刘陶带领数千人诣阙情愿，并上书汉桓帝，在凑章中赞扬朱穆、谴责宦官，表示自己愿意代替朱穆去服劳役，此次请愿获得了成功，汉桓帝权衡利弊，最终赦免了朱穆。数年后议郎黄埔归受到宦官的迫害，被捕入狱，此事再次引起了士人极大的愤慨，一些正值官员和太学生300多人集体请愿，最终是使汉桓帝再次赦免了黄埔归。在这些事件中，清流的力量正在不断壮大，而他们的矛头正日趋集中地指向宦官集团。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忠炜：清流派将矛头指向宦官，主要是基于，第一对这个宦官群体的不耻，第二对他们这种不耻。当这个群体因为皇帝的信赖而出现弄权的时候，他们或祸国殃民，或者残害忠良，而他们的荫亲子第或货横行乡里，或鱼肉百姓。

这里是位于北京石景山下的一座特殊的博物馆，很少有人光顾，博物馆内没有一座人物塑像，也没有存放一件文物器皿，只有几个墓冢和十几块残缺的石碑，这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宦官博物馆。宦官也被称为阉人，他们是被阉割后，失去性功能的男子，是中国古代专供帝王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

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张忠炜：宦官的出现年代是比较早的，比较确切的年代，一般可以追溯到我们所说的商代，这个群体他们最初都是来源于刑徒，以及战俘，当然还部分的是属于自宫之人，他们主要是服侍于王室或皇室。

张忠炜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研究秦汉史，由于宦官在秦汉史的特殊性，他们也成为张忠炜想要研究的对象，西汉时期，内廷官职或用阉人或用士人，而到了东汉中期，内廷官职全部由阉人担任，并形成系统而完备的机构设置，与皇宫外庞大的士大夫群体对应，皇宫内的宦官群体数量同样可观，到东汉后期，宦官人数已经达到两千多人，他们与皇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有着很大的权势，然而，他们又往往深受世人的鄙弃。

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张忠炜：在东汉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从明帝、章帝以来继位的皇帝都年幼，但对小皇帝来说，没办法执掌朝政，所以小皇帝的母亲，也就是太后会临朝称制，对于这些比较年幼的皇后和太后来说，她们想要治理朝政也比较困难，所以都会依赖自己的父兄，但是对小皇帝来说，当自己逐渐长大想要执掌朝政的时候，必须推翻外戚群体，所以在种情况下，他们都是依赖身边的宦官群体，来达到这个目的。

汉桓帝刘志，东汉的第十一位皇帝，汉质帝驾崩后，外戚势力乘机坐大，梁太后与他的兄长大将军梁冀定策，将15岁的刘志扶上皇帝宝座，梁冀由此独揽朝政，成为外戚势力的代表，百官的升迁调补，乃至皇帝的禁省起居都在梁冀的控制之下，汉桓帝心怀怨恨，却很难摆脱梁冀的控制。延熹二年，当了十三年傀儡皇帝的汉桓帝决心铲除梁冀，然而，由于内外隔绝，汉桓帝只能求助于身边的宦官，正是在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倌、唐衡一同密谋下，汉桓帝除掉了梁冀，单超等五人因此受到汉桓帝极大的宠信，同日封侯，世称五侯，另外八名宦官也被封为乡侯，宦官权势迅速膨胀。

梁冀死后，外戚集团的势力受到了遏制，宦官集团却乘机而起。延熹二年九月，白马县县令李云上书，指责宦官干政，批评皇帝昏庸，汉桓帝勃然大怒，立即下令逮捕李云，官员杜众有感于李云以忠获罪，上书愿与李云同日死，汉桓帝把杜众也逮捕入狱，虽有众大臣求情，但汉桓帝却最终将李云、杜众二仁处死。如此一来，宦官势力更加庞大，出现很多肆意妄为的举动，他们与外界的关系也日趋紧张，新的矛盾由此产生。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赵凯：宦官在当时人看起来，这些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男不女、不伦不类，这些人本来就不应该掌权，就不应该做官，他不应该像正常人一样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国家管理，现在这些人才参与政治管理，而且为非作歹，双重因素夹杂在一起，他们就往往成为清流派官员打击的对象。

打击宦官最严厉的行动是在延熹八年，太尉杨秉用囚车将候参押解进京，候参是大宦官侯览的弟弟，曾担任益州刺史，任职期间，残暴贪婪，赃款累计多达一亿，查看他携带物质的300余辆车装的都是金银和金帛，太尉杨秉因此将矛头直指侯览及其宦官集团，指责他们猥受过宠、肆其凶愤，要求削除他们的官职，此举受到清流官员和太学生们的普遍拥护。迫于压力，汉桓帝不得已免除了侯览的官职，同一年，曾帮助汉桓帝铲除梁冀的五侯成员具瑗、左倌，无良也受到司隶校尉韩演的的严厉弹劾，左倌畏罪自杀，具瑗被贬，一时间，宦官集团受到重挫，清流士大夫在朝政中发挥的作用变得举足轻重。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卜宪群：东汉的后期，国家用人完全被这些地方的，地方名士所掌握，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权力已经是真空，这样一种局面的出现，当然，国家是不甘心的，他要采取镇压、控制、限制种种手段。

清流士大夫针对宦官势力的行动接二连三地展开，不料很快就遭到重挫，南阳太守与太原太守两位清流派的重要官员均在与宦官的斗争中触犯了皇帝颁发的大赦令，被收押监牢，延熹九年*（公元166），富商张汎与后宫有亲，在地方横行霸道，南阳太守不畏权势收捕张汎，然而正赶上大赦，按照当时的法令，应当释放所有的在押囚犯。但南阳太守认为在押的张汎罪行重大、死有余辜，不仅没有释放，反而将张汎及其宗族宾客200余人一并杀死，行为十分极端。与此同时，贪横放肆的小黄门赵津被太原太守收捕后，也是在大赦令颁发后被杀，两位太守虽然都是惩处恶霸，但执法行为本身就触犯了大赦令，汉桓帝得知后大怒，两人被收监后不久被判处死刑，由此宦官势力趁机再次反弹，很多被免职的太监重新恢复了原职。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赵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权的至高无上，法律也是皇权的代表，那么作为清流派官员你不尊重法律和违背法律，在某种意义上你也是对皇权的一种不尊重。

清流与宦官的斗争正变得更加激烈，同样是在延熹九年（公元166），虽然已有多名官员被杀，但清流派的主要人物李膺逆风而上，断然处死了一名故意杀人犯，被李膺处决的杀人犯，他的父亲名叫张成，是一个有名的术士，他说自己预测到最近朝廷会颁布大赦令，就唆使儿子杀死了仇人，就在李膺审理此案期间，朝庭的赦令果然如期而至，按照惯例，李膺应该无条件放人，但是他把赦令放在了一边，很快处死这个杀人犯，这事件直接触发了第一次党锢之祸。被处死的这些囚犯当中，很多人与宦官有着密切的交往，有的甚至是宦官的亲属，所以在李膺和清流派官员们的眼里，他们对付的是宦官势力，清流派官员忠心耿耿，本来无意冒犯皇权，然而他们不执行大赦令的行为，事实上已经逆拨龙鳞。宦官们不失时机的发起了反击，在宦官们的支持下，张成的门徒上书天子，控告李膺等人收买太学生树朋结党、诽谤朝廷、祸乱人心，败坏社会风气。早已忍无可忍的汉桓帝立即下令，逮捕并审讯李膺，在全国范围内收捕党人，杀气腾腾的使者们四处出击，数以百计的党人身陷囹圄。

邬文玲：在古代君子不党，这是一个共识，对皇帝来说，如果群臣结党营私的话，会对皇权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皇帝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肯定是对这种结党营私的行为，肯定是不能容忍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桓帝就听信了宦官的言辞，他就对清流派进行打击，而且在对他们的那个打击的话，在公布的诏令当中，实际上也就把这些所谓清流派的官员，就称为党人。

幸运的是被捕的党人得到太尉陈蕃等朝廷重臣的支持，他们向皇帝苦苦求情。陈蕃子仲举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朝臣领袖，他向来支持清流，此次因党人案上书极谏，令汉桓帝非常愤怒，托故将陈蕃免官，汉桓帝此举令朝廷震粟，再也没有人敢为党人说情。然而，令宦官和汉桓帝感到意外的是，在关键的时刻，太学生还领袖贾彪搬来了救兵，他就是桓帝皇后的父亲窦武，窦武以广招名士，捐助太学生而闻名。此次，他同样将李膺等人视为忠良，将宦官视为奸邪，窦武甚至直接指责汉桓帝即位以来未闻善政，如此下去，汉朝天下有丧失的危险。窦武言辞激烈的上书令汉桓帝感受到另一种压力，政治的天平需要平衡，汉桓帝不得不重新考虑此事，永康元年（公元167），桓帝大赦天下，李膺、范滂等人幸免于难，但是，禁锢终身，永远不得为官，这是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党锢之祸。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赵凯：在汉代社会里面，读书人他是要通经致世，他是以做官为最高和最根本的出路，对于很多士大夫来说，那么现在等于做官这条路就被堵去了，被赌塞了，永绝荣禄，那么这样的话对这些读书人来说，他的政治生命等于结束了。

六月的颍水河畔，清风徐来、杨柳依依，数千辆轺车停靠道边，近万人聚集陌上，他们在迎接一位凯旋的英雄，范滂字孟博，汝南郡征羌县（今河南省漯河市）人，为官清隽刚正，触怒了宦官，因而被划入了党人之列，在审讯过程中，他视死如归，此次大赦回乡，范滂受到汝南、南阳等地士大夫们的热烈欢迎，，由此同时，李膺等人的声誉无不达于巅峰，成为舆论中的圣贤，第一次党锢之祸没能扑灭士大夫们的斗志，反而提高了党人们的声望，并在舆论上将宦官完全压于死角。

邬文玲：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和官僚集团，对皇帝来说，其实也是他的三个权力支柱，掌控能力比较强的皇帝，他通常能够在这三股势力之间维持一个平衡，让他们尽量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态势，这样的有利自己的统治的稳固。但是，一旦皇帝他本身的控制力、他的掌控力减弱的情况下，他就容易大权旁落，这个时候，这三股势力之间消长的话，就会影响到整个政治格局的发展

公元167年12月，汉桓帝病逝，年仅的13岁的刘宏即位，这就是汉灵帝，东汉朝廷重新洗牌，窦太后临朝称制，窦武和陈蕃受到重用，二人执掌大权，李膺等清流派官员重新回到朝廷，共参政事。东汉中期以来，外戚、宦官和清流派士大夫官僚三个营垒分明的政治集团逐渐形成，他们互相制约互相维系着皇权。如今，老皇帝一死，新皇帝年幼，政权失去了一位掌握平衡的关键人物，外戚与清流派官员马上结成同盟，他们要彻底铲除宦官。

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五月的一天，洛阳上空出现了日食现象，朝野上下惊恐不安，在汉朝人的观念中，这是上天对天子施政不当所作出的遣告，窦武、陈蕃等立刻借机上奏，说宦官干政招致天怒人怨，必须将他们全部绳之以法，八月，他们完成了京畿地区的警备部署之后，再次要求诛杀宦官首领曹节等人，此时，窦武等人完全占据了上风，最后的大清算马上就要开始。

宦官们正被逼上绝路，桓帝的驾崩已经让他们产生了痛失靠山的危机感，李膺等党人的复出更始他们坐立不安，他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而是像鹰爪下的狡兔一样保持着高度警觉，随时给对手致命的一击，此时，正在执政的窦太后至为重要。然而，令窦武和陈蕃等人不解的是，当他们决心彻底清洗宦官时，窦太后确并不同意。

邬文玲：因为其流派的有些做法，他比较极端、过于绝对，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觉得有把持朝政的宦官，好像有一些不法的行为，他们就觉得好像这个所有的宦官都不是好东西，都应该被诛杀，确实是很偏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发这些，本来是有不同利益关系、不同这个归属的这些宦官，可能最终团结在一起，最后形成了一股更加强大的势力。

最紧张的时刻已经到来开，诛杀宦官的奏章呈送窦太后，窦太后仍没有同意，当晚宦官就偷窥到了那些杀气腾腾的文字，一些平素并无不端行为的宦官也被激怒了，因为他们同样被列入诛杀的名单，同仇敌忾的宦官们连夜行动起来，他们软禁了窦太后，然后以天子和太后的名义发布平乱诏令，窦武仓促之中召集北军五校禁兵应战，无奈他的士卒不敢攻击皇帝的羽林军，纷纷倒戈，窦武兵败被围，被迫自杀，最为悲烈的一幕随即上演，80多岁的太傅陈蕃惊闻宫廷政变、窦武捐躯，不但没有退却，反而率领门生80多人冲入皇宫承明门，如飞蛾扑火般的进行最后的抗争，最终被害。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赵凯：在当时这个权力结构里面，清流派官员还是属于一小部分，他是小众，他曲高和寡，当他上升得势的时候，他利用这个舆论，他可以影响很多人，很多官员也许他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去赞成他们的主张，但是，由于这个清流派的势力所在，他也会恭敬地表示一种服从，那么当清流怕失势的时候，这些人就不会再支持他们了。

此时，汉灵帝年仅13岁，要让他完全理解这场宫廷政变，显然并不现实，在宦官的环绕下，他只知道苍颜白发的老师陈蕃和向来一脸严肃的外祖父窦武是逆臣贼子，而温顺和蔼的宦官们则勇敢地保护了自己，几天以后，皇帝下诏，曹杰、王甫等18名宦官因为平乱有功而受到封赏，叛乱魁首窦武、陈蕃的亲属、宾客或者被诛杀、或者被流放，他们选仁的官吏都被免官禁锢。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赵凯：宦官他们权力从哪里来，从皇权来的，他们本质上是皇权的延伸，所以他们和官僚集团还是不一样的，像清流派官员，他们出发点也是好的，他们也是希望这个能够维护好这个汉室天下，可是他们的一些行为，有的时候它不可避免地会和着皇权发生冲突，特别是他们打击这个宦官的时候，他们有意无意的就会触动皇帝的奶酪。

宫廷喋血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对于清流派士大夫们而言，噩梦才刚刚开始，建宁二年（公元169）十月，在宦官们的授意下，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收捕党人，在宦官们的打击下，百余名清流派士大夫受难赴死，还有许多无辜者因得罪过宦官而被诬陷为党人，被打入牢狱，党人的亲属、门客、故吏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受害者多达六七百人，朝廷还下诏，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服的亲属都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在这次党锢之祸中，作为清流派领袖的李膺也没能幸免于难，他和范滂等清流名士在狱中被拷打致死。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党人们没有放弃抗争，熹平元年（公元172）秋季的某一天，皇宫朱雀阙上出现了一份匿名告示，意思是天下大，宦官曹节、王甫幽禁杀害了窦太后，中常侍侯览滥杀党人，可是公卿大臣全部尸位素餐，没有敢于进献忠言者，这份罕见的大字报公然藐视皇权，立刻引来皇帝、宦官、执政大臣们的集体愤怒，于是，又有一千多名太学生被逮捕入狱。

建宁四年（公元171）正月，京城内外张灯结彩，14岁的汉灵帝举行了隆重的加冠礼，按照惯例大赦天下，那些犯了谋反罪的囚法都被释放，然而，惟有党人不在赦免之列，昏庸沉昧的帝国已经把他们永远打入了另册。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赵凯：他们代表了正直、勇气，他们被认为是社会的良知，他们得到很多的同情，他们是舆论领袖，当他们被打击之后，那么同情他们的会更多，那么同情他们的人转而会把这种情绪转向对打击者的一种仇恨和一种敌视，那对谁呢，是对宦官，宦官的是皇权的延伸，那么这种敌视和情绪会转到皇权这边来，所以从长久来看，我觉得失掉人心的是东汉王朝。

禁锢之下，荣望永绝，对于追求通经致用的士人们来说，禁锢，意味着不能实现人生抱负，形同阉割，刘氏汉朝已失去了人心，不再是士人们的归宿，良禽择木而栖的时候到了，不愿意听到批评意见的汉朝政府，再也无法看到自己的问题与危机，无法找到政治的平衡，只能任其一步步更加倾斜，直至完全堕落。两次党锢之祸，宦官集团似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他们并没有料到，朽木难成大厦，随着清流被完全打入另册，自己也迅速跟随着失去平衡的东汉朝廷走向灭亡。

耳闻者朗朗的读书声，我们似乎还能看到清流们在这里留下的足迹，他们的清议反映着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然而，又迅速地受到了清洗。如果试着将东汉太学的遗址复原，我们会看到，这里真正承载了中国古代文化优秀传统的荣光，虽然一千六百多年后的晚清再次出现了清流，李鸿藻、张之洞等人，以秉公持论，不避权要，犯言直谏，再显清流本色，然而，他们的影响根本无法与东汉磅礴宇内的清流相比，那是无法再现的传奇。

历史90秒：岁在甲子

东汉末年瘟疫横行，社会腐败，百姓民不聊生，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派出八名弟子到四面八方去宣传教义，发展徒众，十余年间，徒众达10万余众，意图推翻汉室天下。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不断涌现出各式民间宗教，他们在徒众中建立起严格的管理组织，逐渐成为一个个与地方政府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公元183年冬天，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首低沉激昂，寓意深刻的民谣不断在民间传播开来。同时，在京城洛阳，即地方官府的墙壁上不断出现白土书写的甲子字样。随着一场遍及洛阳城的大搜捕，东汉末年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

第29集：黄巾起义

公元183年的冬天，东汉京师洛阳异常寒冷，夜深人静时分，司徒府衙大门的灯笼在凛凛朔风中剧烈摇曳，几个鬼魅般的黑影，忽然出现在高墙下，迅速涂抹勾画一番，又悠然消失在深沉的夜色中。黎明时分，巡逻的卫士惊悚万分。京城各大衙门的外墙上，竟然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两个醒目的白色大字-甲子，随着一场遍及洛阳城的大搜捕，东汉末年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局车，请为诸君鼓龙胡，洗衣机和里买吗？这是东汉晚期流传的一首歌谣。小麦还在生长，大麦已经成熟，在田间收割的只有妇孺，男人们都在西北边地服兵役，基层官吏自备车马一路向西，百姓苦不堪言，控诉无门，只能含泪吞声，私下议论。歌谣中提到的胡，是指居住在西北边疆的羌人，国家有边患，男儿服役从戎，保卫国家本来是寻常之事，但是东汉后期的西北兵役，为什么会让百姓如此痛入骨髓而怨声载道呢？

公元一世纪后期，东汉军队击败了强大的匈奴人，在漠北燕然山刻石记功，彰显大汉王朝的威名。但在与西北羌人部落的角逐中，却没有取得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绩。在东汉中期直到东汉灭亡。战争反反复复，始终不断，旷日持久的对羌战争成为东汉王朝始终无法甩掉的沉重包袱，也给黎民百姓带来无限痛苦。男子出生入死，奔命边关，妇孺劳作田间，还的负担巨额军费和多如牛毛的杂税，战争之外，东汉后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愈演愈烈。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加上连年灾荒瘟疫，百姓苦困苦不堪，很多人为了活命不得不偕老扶幼，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乞食，成为流民。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臧知非：东汉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大多数农民丧失土地，要么做地主的依附民，要么做奴隶，要么迁徙逃亡，背井离乡，四处流浪，所以流民问题日益严重。东汉覆亡的最根本的原因。

流民如同滚动的地雷，流动到哪里，哪里就会有发生爆炸的危险。小农社会的管理之道，是千方百计反把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农民一旦成为流民变，便摆脱了国家管理，很容易成为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力量。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流民造反的事例。西汉末的赤眉军就是由流民演变而来，东汉后期的流民问题比之，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为可怕的是，这一时期的流民，已经不再单纯是逐寻口粮的盲流。一种宗教信仰正在悄然改变着流民的属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凯：流民所到之处就会对当地的社会秩序构成冲击，到人多了以后，他可能会去攻打官府，力量更强大的时候，可能就会和政府展开，像大农民起义的对决性的一些战争之类的东西。

位于今河北广宗县县城西北的大柏社村，至今仍有一个方圆约一亩的大坑，坑的西边有座庙，这就是东汉末年百姓接受法师符水治病之处。

圣水坑与灵仙庙，如今在灵仙庙，仅有少数老年妇女还依照旧习前来拜祭。而在东汉末年，一场瘟疫席卷中原，百姓饥寒交加，死亡无数，深受瘟疫之苦的百姓从四方聚拢到这里，接受法师的诊治。法师自称是太平道的大贤良师，病人只需跪拜忏悔，服下法师亲手制作的符水即可病除，穷人分文不取，富人交钱多少全凭自愿，不少气息奄奄的病人竟然转危为安。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百姓知道了妙手回春的大贤良师，百姓争相前往，接受法师治疗。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凯：东汉后期天灾人祸，瘟疫也比较多，有一些懂得医术和巫术的人，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来给百姓来治病，特别在病人中间有建立起的威信，来投靠他们的人越来越多。这其中一部分，后来发展成为像张角那样的宗教首领。

张角翼州巨鹿人，太平道的首领。东汉末年，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传道和治病为名，在农民中宣扬教义，进行秘密活动。十余年间，徒众达10万人之多。东汉末年瘟疫横行，社会腐败，张角在民间传统医术的基础上加以符水符咒，为人治病，赢取百姓的信任，深受瘟疫之苦的百姓在绝望之际，对张角符水治病的方式深信不疑。张角亲手制作的符水已经无法供应庞大的流民群体，只能命众徒修建庙宇，自称求来仙灵，并告诉百姓，仙灵在庙旁的水坑里放入了灵药，喝下圣水坑里的水就能治病消灾。东汉朝廷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般飘着黑色纸烬的符水，给东汉王朝带来了灭顶之灾。

朴宪群：太平道，用符水疗疾，给老百姓治病，正好是当时广大生活在死亡线上的老百姓生活上的一种需要，正好符合和满足了当时生活在死亡线上的东汉中后期的广大人民。

在符水治病的同时，一本神秘的经书更进一步的让百姓对大贤良师的无所不能深信不疑，《太平经》现收录于《正统道藏》第119卷，是早期道教的主要经典之一，又名《太平青领书》，《太平经》以阴阳五行解释治国之道，宣扬散财济穷、自食其力，达天下太平为主旨，但多为巫觊杂语。汉灵帝时期，张角得到民间流传的《太平经》。在《太平经》的基础上提出致太平的理想。《太平经》曾两次被献给汉朝皇帝，但第一次献书人被处死，第二次被束之高阁，张角得到这本书后，如获至宝，并以此为教义创立了太平道。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杨英：张角的《太平经》里面有些什么呢？就是有好多的方术，还有就是宣扬起义，宣扬通过自己的努力，致太平。这样一种反对贫富不均，反对剥削和压迫。张角呢，它是大量的利用了先前流行和术数方术这些东西，再加上对于那个美好世界的一个构想，然后他认为现在的东汉政府不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而是末世，然后应该大家起来，把它推翻。

这里是位于河北广宗县，《太平道乐》在这里已承了1800多年，现在作为古老的表演曲目，人们更注重它的艺术表达。而他却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舆论发动方式，东汉末年，为了宣传统治阶级的不劳而食，预言社会即将发生大变动的思想，从而煽动起社会上的民愤。张角将《太平经》编为经文，让信徒咏诵，为了时永宋太平经时整齐划一，富有韵律，增加了管、箫、笙等乐器伴奏，逐渐演变成太平道乐。张角在此掩护下，一、以打件聚众，击黄金鼓助威，向百姓大力宣传《太平经》中，关于反对剥削主张平等互爱的观点，派出八名弟子到四面八方去宣扬教义，发展徒众，所谓以善道教化天下。大贤良师告诉人们，只要加入太平道，就会进入彼岸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里人人无贵贱，皆天之所生，食辄令有余，新陈相因。对于已经习惯了官吏盘剥、世态炎凉的东汉百姓来说，大陆泽畔的这世界俨然是真正平等和谐的世界。在冥冥暗夜中，张角口中的太平世界成了他们最后的希望和光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朴宪群：《太平经》一书给东汉后期的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一幅理想的蓝图。这个理想两方面，一方面在物质财富上能够得到平均。那么，在精神方面上，太平青领书给他们描绘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平等的社会。

太清宫 河南省鹿邑县

这里是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道家始祖老子的故里。老子李尔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主张清静无为。公元前二世纪前半叶，西汉前期的皇帝们采纳他的学说，与民休息，缔造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段盛世局面—文景之治。汉武帝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之后，儒学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思想，老子和他的政治主张便回落民间信仰，不再本官方重视。然而，有谁能想到，300多年后，掺杂了儒家、阴阳家知识的道家思想，悄然发展为民间最主要的民间信仰，甚至连皇帝也对老子顶礼膜拜。

公元165年至公元166年，汉桓帝曾两次派大臣前往河南祭拜老子，并将老子灵位请回宫中祭拜，老子是清心寡欲的代表。汉桓帝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荒淫无道的皇帝之一。他祭祀老子是希望像道家学说宣扬的那样给自己留个龙种，汉桓帝御宇多年却一直没有子嗣，这成为困扰他多年的一块心病。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他统治时期，民不聊生，边境多事，小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而这些农民暴动往往是打着老子的名义起事的。因此，汉桓帝再三祭拜老子，表示自己信仰老子思想，希望借此能够控制道教信仰，维护皇帝的威望，当然，他也希望他的臣民能像老子说的那样清静无为，好让他安心享受人间富贵。皇帝一而再再而三的祭祀老子，实际上是承认道家思想的合法性，对道教信仰在民间的迅速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老子和道教最终没能给汉桓帝创造出一个龙种，但是，汉桓帝祭祀老子的姿态，为道教的迅速传播开了绿灯。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藏知非：之所以能够利用宗教手段，道教组织组织农民，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当时农民无以为生，处于漂泊不定的状态，在宗教徒道团中间得到了一定的生活支持。从这点说，张氏，如张角，张宝等张氏兄弟，张道陵也就是张天师，他们的政治自觉、组织手段、理论指导，在陈胜、吴广下面经历了这个400年的经验总结，他们已经站在另一个历史层面上，运用所谓的现在意义上的迷信，组织民众实现其政治目的。

张角的太平道，并不是当时唯一的民间宗教，位于巴山北麓的午子山，壑幽林密，溪水潺潺，相传东汉人张修曾在这里创立了五斗米道，百姓交五斗米可以加入组织。五斗米道由此得名。张修在徒众中建立起严格的管理组织，俨然成为一个与地方政府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儒家思想曾经是大汉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如今，这个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致命的冲击，一个思想混乱的王朝必将陷入全方位的混乱。到汉灵帝时期，太平道势力遍及青、徐、幽、翼、荆、杨、茺、豫八周之地，组织的信徒多达数10万人，就连皇帝身边的宦臣、卫士、朝廷大臣，竟然也有不少人加入了太平道，太平道、五斗米道即将把大汉王朝逼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凯：当时朝廷的已经得到这个信息，有人在宣传太平道，朝廷并不以为然，为什么呢？觉得像张角的太平道，再地方上面它可以安抚百姓，这个正好地方官方政府做不到的。当这个太平道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到非常大，有可能对这个王朝的命运构成冲击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些有识之士，像杨赐、刘陶这样的人注意到了，他会向朝廷报告，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生变乱，但有这种可能，一旦发生变乱，这个局势就非常难以掌控了。

杨赐，字伯献，弘农郡华阴县人氏，弘农杨氏是东汉后期最负盛名的一个显宦世家，扬赐的祖父杨震，父亲杨秉都担任过帝国的，祖孙三代都以正直敢谏著称，太平道势力的迅猛发展并非秘密，但是地方州郡官员玩忽职守，掩耳盗铃，他们因害怕多事而丢掉乌纱帽，因此不愿意向朝廷正式报告。杨赐已经预见到太平道对帝国秩序的潜在危机。在这封急奏中，他提醒朝廷重视太平道的危险之处，也提出了解决方案：简别流人，各户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牢而定的。杨赐的判断相当精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没有庞大的流民群体，张角和他的太平道就成不了什么气候。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应称得上是釜底抽薪的上乘之策，先解散流民，再处置张角等太平道领袖。遗憾的是在此时的汉灵帝正在宫中与妃子们游乐，而大臣们大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甚至有的大臣、宦官也加入了太平道，扬赐的奏章，没能引起朝廷上下的重视。奏章进入进入灵帝视野已经是帝国受到重创的事情了。扬子的奏章没有。杨赐的奏章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却引起了太平道方面的警觉。张角和他的弟弟张梁，张宝明显加快了行动部署，他们按照军事化组织模式，把全国各地太平道徒众分为36方，大方1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立一名首领号令部众，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弟弟张宝称为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工将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凯:当时这种管理体制，如果地方有了问题就会有问责机制，如果有地方官你不能很好处理，那么上面会问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的官员为了防止被问责，要保他的乌纱帽，他宁愿不把这消息向上面报告，其实这些信息到达朝廷，到达皇帝这边是比较晚的。

公元183年是气候变化相当异常的一年，夏天大旱，庄家大面积枯死，冬天极寒，北方地区井水结冰厚达余尺。按照当时流行的话，这是国家将出现变乱的征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首低沉激昂、寓意深刻的民谣，很快在民间传播开来。与此同时，京城洛阳及地方官府的墙壁上不断出现白土书写的甲子字样，马元义，太平道大方的首领，张角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此时，他正组织荆州，扬州等长江一带，太平道徒众向邺城集结，随后又潜入京师，部署洛阳当地的徒众，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成事，起事日期定在光和七年公元184年3月初五这一天，正是农历甲子年的甲子日，就在太平道的暴动部署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令张角意想不到的事情。公元184年正月，马元义的弟子唐周临事变节，向官府报告了太平道暴动的计划。东汉朝廷大为震惊，随即宣布京师戒严，关闭洛阳城门，在城内大肆搜捕，1000多名太平道徒众被捕杀，马元义被车裂处死。玩劣昏聩的汉灵帝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下令火速缉拿张角等太平道首领，事起仓促，太平道暴动被迫提前，张角派快马信使，星夜持告各方，立即起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巾大起义，就此爆发，从黄河北岸到江淮两岸，从东海之滨到河西走廊，到处都是裹着黄色头巾的起义军，他们焚烧官衙，捕杀官吏，释放罪囚，承平已久的汉家天下，在战火和呐喊中沸腾起来，一名叫应勋的官员，如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八州并发、烟炎降天、牧守枭裂、流血成川。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黄金大起义在中国整个封建时代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它应该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战争和宗教结合起来的，所以宗教就强化农民战争动员的能力，包括他这种思想的号召力，也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宗教思想支持下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蓟州告急。颍川告急，南阳告急，一批又一批的奔命驿马疾驰在通往洛阳的官道上，大敌当前汉灵帝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国舅何进被任命为大将军，统帅所有京畿卫戍部队，在京师洛阳的周围设置函谷、太谷、广成、伊阙、旋门、孟津、小平津八个关隘，防止黄巾势力进入，同时任命卢值为北中郎将，负责讨伐京师北面的黄巾军，任命黄蒲嵩为左中郎将，朱熹为右中郎将，负责讨伐京师南边的黄巾军，朝廷还下诏，鼓励地方官府，豪强地主招募武勇，协助官方平乱。东汉政府的官军虽然数量不到10万人，但是都属于精锐部队，训练有素，黄埔嵩，朱莉，卢植等有是久经沙场的名将，再加上地方豪强大族的支持，战斗力并不弱，张角的黄巾徒众数量庞大，动辄数10万人，但是里面很多老人、儿童、妇女战斗力并不强，而且，由于仓促起事，未能完成集结部署，兵力分散，容易被各个击破。就在战时最为紧张的时候，太平道领袖张角病故，黄巾军士气受到重挫，人公将军张梁成为统帅。十月，南线官军在黄埔松的统领下加入到北方战场，黄巾军陷入颓势。10月底，黄巾军与官军在广宗展开决战。张梁的3万黄巾军将士战死，另有5万人在城破之后，投入滔滔清河，河水为之断流。11月地公将军张宝在下曲阳战败，徒众10万余被杀。

凌霄山 河北省邢台市

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区35公里外的凌霄山，突兀森郁，人际罕至，就连当地人都很少知道，早在1800年前，这里曾是给东汉王朝留下千疮百孔的黄巾军寨遗址，保存完好的八角玲珑井，惩治叛徒的水牢，残破的石碑。如今依然能在这深山之处找到当时起义军叱诧风云的痕迹，而在不远的山下，由黄巾军起义演变而来的地方表演，也仅仅只在逢年过节时被民间艺人搬上舞台。抬黄冈、太平鼓、太平道乐，一个时代的声音，被后人演绎如此生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一切都化作这嘹亮的鼓声。从古至今，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曾经惊天动地、曾经呼风唤雨，也都化作了悲亢的音乐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朴宪群：民本思想是我国先秦时期就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政策，政治要顺民心而不能逆民心，东汉后期的一系列问题，积累到后期形成了黄巾大起义，应当说是政府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严重不足，那么政府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民不聊生，这样就会为社会的异同势力、其他的组织所利用。我想这也是东汉后期的历史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这里是湖南省长沙市东牌楼，2004年曾在这里出土的一批汉代公文简牍。简牍详细记载，黄巾起义所引发的社会动荡，暴乱不但导致社会秩序脱序，也给东汉帝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长沙市文物考古所副所长-黄朴华：这批简牍一共发现了400多枚，汉灵帝时期的四个年号。这批简牍上都有，都出现了，刚才看的这枚简牍是一件官府的文书，上面记载就是在湖南南部或者是湖南地区这一块，战事频繁，国库空虚也像简牍上所说的仓空无米、库无钱布，尝粮食都没有了。库里的钱和布也空虚了。当地的地方政权应该已经不稳固了，不稳固了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买卖、买官。

长沙郡临湘县的县令向上司汇报说。本地连连遭遇战事，仓空无米、库无钱布，地方府库空虚，中央同样如此，为了镇压黄巾起义，汉灵帝忍痛割爱，把积攒多年的私房钱和马匹都捐了出来，可是，战事刚刚停息，他就迫不及待让宦官们四处搜刮。为了填补国库空虚，汉灵帝大肆卖官员，最初只是买卖些无关紧要的低级官职，后来干脆把三公九卿这样的高级官员也摆上了柜台。读书人想要进入官场，地方官想要升迁，也得先缴上一大笔。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朴宪群：汉灵的时候，有一个司徒相当于丞相，这个人叫崔列，催列的司徒位置就是从汉灵帝那里买来的。崔列回家以后，问他的儿子崔军，他说，我用钱买到这个官，社会上对我是什么评价？这个崔列的儿子崔军这个人还比较正直，他说，大家对你的评价很不好。说你身上有铜臭，我们讲的铜臭这个词就是从这儿来的，为什么东汉后期社会矛盾那么激烈，除了广大的一般的农民，普通百姓与政府的矛盾之外，那么其他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是很对立的。政府腐败，卖官买官，切断了当时士人的晋升仕途的一个途径，你有钱就可以，有钱什么都可以做到，什么都可以买到，那么大家，还要谁为国家做贡献，为国杀敌立功呢？

其实比普通官员更应该受到严厉处罚的，应该是宦官，黄巾起义爆发后，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们更加嚣张，侍中向栩、张钧向皇帝进言称黄巾之乱完全是由宦官引起的，只要把宦官首领们的头颅砍下，挂在南郊，兵祸自然平息，灵帝把张钧等人的密奏传给宦官看。结果丢掉脑袋的不是宦官，而是两位侍中。

黄浦嵩、卢植在平定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却无法逃脱宦官们的暗算。卢植只因不肯向监军宦官行贿，结果被收入囚车押回洛阳，差点丢了性命，同样是平定黄金之乱工程的车骑大将军黄埔嵩因拒绝，像宦官行贿林地，再听信宦官谗言之后，收走了黄埔松的车。骑将军关于宦官依附于黄帝，却最终绑架了皇权，如果一定要打死实盘上的老鼠，那么，打碎盘子，也许真的在所难免了。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赵凯：那么，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东汉王朝的统治阶级好像是取得短暂的统一，它们结合在了一起，把过去的分割放在一边，然后一起来镇压黄巾起义解决燃眉之急，但实际上在这个战争过程中和战胜以后，宦官和官僚集团的矛盾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像黄埔松如值这样一些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人依然没有摆脱宦官的恐吓和这个迫害。那么，在过去需要忍耐，那么，到现在就未必是那样了。

官员与宦官之争不断激化的朝廷的内部矛盾，导致了国家政治动乱，朝野不振，贤人志士遭到迫害，从而人人自危，天下大乱，黄巾起义主力被剿灭后，余部又继续斗争了20多年，在它的影响下，各地不断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为了有效进剿黄巾余部，汉灵帝将军政权下放给了地方，却造成了地方官员拥兵自重的局面，加之一些地方豪强在黄巾起义中纷纷起兵，配合官军镇压起义，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地方上逐渐形成的无数大小军阀，地方势力最终摆脱了东汉政府的控制，形成了各霸一方的局面。这一些时期，除了袁绍、董卓这样的军阀和贵族，曹操、孙坚、刘备，这些无名小卒也逐渐通过黄巾之乱走上了政治舞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凯：黄巾起义它特别像大地震，它主体虽然被扑灭了，但是它的小规模的力量仍然存在，持续情况从后面记载来看，规模并不小，比如说曹操后来收编的青州兵，还有袁绍在河北也收编的一部分，张飞燕的黑山军也是力量比较庞大的，他们有时候也是打着黄巾起义旗号的。）

曹操等人相比董卓、袁绍这些豪强，黄巾之乱后并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势力，但是历史却给了曹操第二次机会，公元188年，青州、徐州一带的黄巾余部再次起事，他们在青州集结，人数多达百万，兖州刺史刘岱被杀，曹操接替了兖州牧的职位，对正处于补给困难的黄巾军，曹操一面交战，一面谈判，经过几个月的酝酿，这支30余万的黄巾军，另加随军男女老幼眷属100余万人，最终接受了曹操的收编。曹操从中选拔精锐十余万号青州兵，家眷及其携带的农具作为基本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由曹操设置屯田，组织生产，为军队作战提供后方供应基地，由此，青州兵成为了曹操独立拥有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这支由黄巾军所组成的青州兵，最终成为曹军势力并发展壮大的基础。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一段斗智斗勇的大戏正浩浩荡荡的拉开序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凯：黄巾起义虽然没有把东汉王朝给推翻了，但它对东汉王朝老大帝国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后来东汉的灭亡，三国这种情况出现，都和黄巾起义有直接或者的关系。

黄巾起义之后，这一个经历了400余年的汉王朝彻底滑入了乱世的泥沼之中，朝政日乱，海内困虚，面对这样一个气数已尽的大汉王国，一批批乱世枭雄横刀立马，闯入了了历史舞台，公元220年，这个曾在世界古代史上创造了无数辉煌的东方第一大帝国—大汉王朝，随着它的最后一位国君汉献帝被迫走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大汉王朝最终走到了尽头。

历史90秒：煮酒论英雄

这是两个英雄之间的较量，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场酒宴，公元196年，曹操在许昌宴请刘备，曹操和刘备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三国英雄。当时曹操的雄才伟略已在战火中逐渐显现，力量逐渐强大，并依靠把天子汉献帝抢到手中，创造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权模式，而另一位英雄刘备虽是汉室宗亲，却在起家的路上备受挫折，本想在曹操面前隐藏自己，却没有想到酒酣耳热之际，曹操豪气干云笑问刘备，当今天下谁是英雄？刘备马上掩饰起来，马上举出袁绍等人，没想到曹操却大笑道：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我二人，真正的英雄从来都不逞匹夫之勇，在时机不够成熟的时候，刘备积蓄着力量，忍辱负重，酒宴后，刘备赶紧找个借口，离开曹操，这就是历史著名的煮酒论英雄。

第30集：三足鼎立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在这个广阔的历史舞台上，一段斗智斗勇的大戏正浩浩荡荡地拉开序幕，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东汉王朝就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险，旧的统治走向消亡，新的秩序还未建立，苦难孕育着新生命。

公元189年一天，一支剽悍的部队，正以急行军的方式向东推进，这部人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他们是要去往何处，又为何如此紧迫呢。此时正值黄巾起义爆发五年之后，京师洛阳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死亡与杀戮后，又一次笼罩在紧张的氛围中。东汉后期，宦官们把持朝政，作威作福，乱政之下，民不聊生，汉灵帝刚刚病死，新皇帝十七岁，由于年幼，只能由舅舅何进出任大将军，主持朝政。何进决心铲除宦官势力，并寻求地方势力的支持，他把希望寄托在并州牧董卓身上，董卓接到何进的密令后，迅速率凉州兵向洛阳出发，就在董卓大军赶往洛阳的途中，消息走漏，宦官们先下手为强，杀了何进，并将少皇帝劫持逃出京城，然而此时已经到达洛阳的董卓内心却有更大的图谋。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梁满仓：董卓来了之后就趁这个乱，来个渔翁得利，把宦官一网打尽，把新皇帝给救回来了，那是汉少帝，然后董卓成了大功臣，他的野心也就上来了，就开始独断朝政，就把皇帝少帝给废了，就另立献帝，实际上也是他的一个傀儡。

董卓不但废了皇帝，还纵兵四处烧杀抢掠，董卓之乱揭开了大国大戏的序幕。自公元25年建立的东汉王朝，在统一稳定一百六十多年后，正面临着崩裂的危险。此时地方势力已纷纷坐大，渤海太守袁绍、后将军袁术均有重兵，而刘表、孙坚、张鲁、公孙瓒等人更是各据一方，势力强大，他们看到中央政权腐化，都蠢蠢欲动觊觎中央，顿时间天下英豪闻风而起向洛阳聚集，借口讨伐董卓复兴汉室结成同盟，而问题是他们各自都兵权在握，该推选谁做盟主呢，重担落在了名门望族出身的袁绍身上。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刘驰：袁绍最大资本就是袁家的四世三公，这里边呢，他就说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门生故吏集团，在盟军里面有很多人曾经是他们袁家的长辈所提携的、所提拔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这就是袁绍最大的资本，而当时在这整个盟军里面，像袁绍这样的，没有就是说有这么雄厚的人望或者说人脉的，别人都没有，都比不上他，所以大家最后就共推了他来做盟主。

袁绍统领各路大军共数万人，合起来的力量远远超过董卓，但是战争却迟迟没有进展，包括盟主袁绍在内，他们都不是真心要为朝廷办事，而是借此占据地盘，壮大自己的势力，他们高喊着口号，却彼此之间勾心斗角，忘却了整个局面，这引起了一个人强烈的不满，他就是曹操。曹操，安徽亳州人，他喜好读书、机智灵活，平日手不舍书，昼则将武策，夜则思经传，可谓文武双修，他虽出身于宦官家族，但极力向世家名士靠拢，年轻时与袁绍是很好的朋友，他曾参加讨伐黄巾军的战争，战后出任济南相，董卓之乱后，曹操发散家财，招募了一支队伍，加入讨伐董卓的大军，被任命为奋武将军。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沈伯俊：曹操这个人，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概括他的特质，雄才大略，超世之杰。

曹操手下军兵虽少，但他统筹全局，勇于进取，他劝说各同盟军首领，董卓自己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这正是上天要灭他的好时机。但是曹操的进取之策却并没有被大家采纳，他决定独自进兵。然而。曹操的力量远远低于董卓，两军大战了一天，曹操以失败告终，曹操本人也被流矢射中，古往今来，成就大业的人总需要经受种种考验，曹操也是如此，此时，这位雄才大略的盖世英雄才刚刚起步，无法充分释放他的能量。除曹操之外，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涌现出另外一位重要人物，似乎是刘备，在《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可谓是讨伐董卓战争中最为华彩的部分，刘备、关羽、张飞因此名闻天下，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

刘备，他是汉景帝之子的后代，但是经三百余年传到刘备时，已经是老百姓了，相比于曹操，他的力量更小，在攻打董卓时，他只是一个小县、平原县的县令，依附于中郎将公孙瓒。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梁满仓：他是以仁号召天下，一个是他有皇宗的旗帜，另外他是讲究仁义，讲究仁义、爱人，讲究仁爱，所以他当时在人和上是非常有优势的。

在史书里，并没有三英战吕布的记载，刘备也没有在这场英雄会中崭露头角，也许他更大的价值是在战争中生存了下来，才有了以后利用汉室宗亲的身份笼络人心，实力逐步强大。战胜吕布的不是刘备，斩落华雄的冶不是关羽，而要归功于另外一个人物，他就是孙坚，继曹操之后，孙坚所率领的军队向董卓发起了猛烈攻击，因为战功卓著，使这位江东之子顿时名满天下。然而，在不久之厚孙坚便在征讨荆州刘表的战争战死，孙策子承父业，虽然很快开拓者了江东，但不久也被刺死，成就霸业的重任只有落在孙策的弟弟，孙权的肩上。这位缺少父兄那种英雄豪气的江东之主，能否担起这个重任呢。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沈伯俊：孙权这个人恢宏大度，受任有方，恢弘是他的气魄比较大，大度呢是说他胸襟比较宽，受任有方，是说他善于识才、用才，在这一点，孙权在执掌江东几十年了，先后任用了四任统帅均为汉末三国的一流人才。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随着董卓被铲除，各州的州牧、刺史都在招兵买马，利用结盟或征讨来巩固扩充自己的实力。但是真正的英豪并不是以一城一地的得失来评定，而是看他是否有雄才伟略，是否有坚强的意志，是否能招揽人心，是否能在风云变化中确立自己的优势。曹操、刘备、孙权，这三位在汉末历史舞台上并没有做到华丽亮相的人物，却在战乱中涌现出来。曹操的雄才伟略在战火中逐渐显现，在东汉天子已任何权利可言的时候，他首先发现了天子的价值。公元196年汉献帝到达洛阳，曹操抢先去迎，并将汉献帝迁往许县牢牢控制，创造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权模式。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卜宪群：他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所以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把汉献帝迁往许昌，首先从政治上占据了主动权，这是当时其他军阀还没有能够做得到的。

同样是英雄，刘备在起家的路上却备受挫折，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还被迫投奔过曹操，虽然没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甚至找不到一个安家之地。但这位落魄的皇室宗亲，并不是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光复汉室的强烈愿望，为他聚拢了大量人气。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梁满仓：刘备是经过屡次挫折，屡次被打败，已经走投无路了，才投到许昌，他本来就想借着机会了来韬光养晦，就是隐藏自己，就把自己的包装成一个没有大志、庸庸碌碌、只知过小日子、种菜这么一个人。

曹操和刘备两位英雄，终于在公元196年进行了首次较量，这面对面的对决并不发生在战场上，然而却同样惊心动魄。这一天，曹操在许昌宴请刘备，酒酣耳热之际，曹操豪气干云笑问刘备，当今天下，谁是英雄，刘伟一惊，但马上掩饰起来，举出袁绍等人，没想到曹操却大笑道，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我二人，话音未落，杀气已露。对刘备而言，这是人生的一个关键时刻，承认还是否认，同样志在天下的他会采取怎样的态度呢。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沈伯俊：尽管刘备一再搪塞，也有所防范，这句话还是令他感到意外，咋听此言，刘备大惊，他就怕曹操看出他的英雄志向，大惊之下竟然匙笔坠于地，就是用餐那个刀和筷子掉地下去了，还好这个时候突然惊雷响起，于是刘备就以闻雷来掩饰说，圣人说迅雷风烈必变，果然如此，没想到一声炸雷那么厉害都把我吓一跳，把笔匙捡起来，曹操一想，你这刘备响一声炸雷都能把你吓住，不算英雄，一下子放松了警惕。

真正的英雄从来就不逞匹夫之勇，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刘备积蓄着力量，忍辱负重，酒宴后，刘备赶紧找个借口离开曹操，他要借住袁绍的力量对抗曹操。公元200年，袁绍亲率大军南下，曹操、袁绍两大军事集团最终在官渡交火了。这是一场关于中原归属的决战，袁绍的力量远远超过了曹操，但看似弱小的曹操却选择了应战。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余大吉：战争的胜负主要是要看有形的物质力量，但是无形的力量也不能忽视，能起到很大作用，什么呢，就是他自己在肚量上胜过袁绍，在这个谋略上胜过袁绍，在军事上也胜过袁绍，袁绍用人老怀疑，曹操用人不疑，袁绍好谋无决，曹操能够断大事，袁绍用兵不懂兵要，曹操用兵如神，除了这些，还有很多方面都胜过袁绍。

在这场战争进行到最最关键的时刻，曹操亲自率领一支轻骑兵切断了袁绍的粮道，烧毁了袁军的粮草，借助于袁军军心不稳时机，对袁绍主力军发起了致命的攻击，书写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经典的以少胜多的战役，由此一战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原北方的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加快了统一的步伐，公元204，曹军攻占邺城，取得了冀州、青州，又用三年时间，占领幽、并二州，平定三郡乌桓，曹操的力量一时间达到了高峰，统一北方，他的雄心远不止此。剑指南方的曹操，接下来将迎来他的真正对手，刘备和孙权。自逃离曹操后，刘备多次与曹军作战，由于力量悬殊，刘备屡被击败，他一再寄人篱下，离开袁绍后又投奔了荆州的刘表，虽然仰仗汉室宗亲，再加上信义之名传播天下，刘备的力量在不断地积蓄壮大。然而此时的刘备，有着最大的苦恼，那就是缺少能真正辅佐他的人才。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梁满仓：其实三国之争就是人才之争，谁团结了有用的人才，团结了大批的有才干的人，谁的事业就发展，谁就有可能胜出。

这里在东汉末期属于南阳郡，1000多年前这里曾是一片世外桃源，草堂春意足，窗外日迟迟，号称卧龙的诸葛亮就住在这里，诗词曲赋，琴棋书画，这些文兴雅趣熏陶着诸葛亮，陪他度着闲淡光阴，只不过闲淡是表面的，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经过十多年的学习、观察和思考，一个实现天下统一的规划在他的心目当中日益成熟，此时他需要一位真正的伯乐。公元207年，对于刘备和诸葛亮来说，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经过三顾茅庐，刘备终于见到了诸葛亮，这一次碰面成为刘备事业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沈伯俊：深深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于是带着一腔渴望寻访贤才，因此，当得知卧龙诸葛亮就在隆中的时候，已经47岁的刘备不辞辛苦，三顾茅庐恭请年轻的诸葛亮出山辅佐，成为千秋佳话。

刘备一见诸葛亮，便迫不及待地问，汉室倾颓，奸臣窃命，我欲伸大义于天下，该怎么做，这句话引出了历史上关于三国的要规划—隆中对，诸葛亮分析，刘备先要得天下，必须面对最主要的两大力量，曹操与孙权，曹操已拥百万之众，短时间内是不可以与他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可以把他作为援手，而不可以去跟他争夺。三国的大势一定，刘备的发展方向就确定下来，诸葛亮指向了地图中的荆州和益州，告诉刘备，只要占有了荆、益，就有了成就大业最坚实的基础。比刘备诸葛亮的隆中对早七年，在长江下游的建业，一次类似的对话已经上演，他被后人称为江东对，孙权问谋臣鲁肃：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我想建功立业，你将怎样辅佐，鲁肃回答：汉室不可能复兴，曹操不可能马上铲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密切关注天下局势，伺机行动，英雄所见略同，鲁肃的目光也注意到了荆州，他建议牢牢地把住长江要塞。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沈伯俊：这番对策，后世史学家称为江东对，他也清醒地分析了孙吴集团面对的天下大势，实事求是地从孙吴自身的地理环境出发，提出两步走的发展方略，也堪称是高水平的战略计划，可以与隆中对媲美，而且他提出的时间比隆中对还早了好几年，因此，隆中对，江东对都堪称千古奇策，为刘备、孙权这两大集团制定了最佳的发展方略。

这是富庶安定的荆州，由于战争长期在北方进行，地处长江中下游的荆州成为汉末动荡、乱世中的一块绿洲，五谷丰登、百姓乐业，不仅如此，荆州的军事地理位置及其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仍在继续，但形势已有巨大的变化，在经历了一场场优胜劣汰的残酷战争之后，讨伐董卓而起的各路群雄，多数已烟消云散，历史的舞台渐渐地变成了曹操、孙权、刘备的三方对决，此时他们都把目光聚集在荆州。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刘驰：荆州那个地方是个四战之地，他处在南北两大势力的中间位置，固然你可以说你占有荆州了，你既可以对中原发起攻势，你也可以对江南发起攻势。

公元208年，曹操亲率数十万大军，挥师南下，直奔荆州，三方的大决战由此在荆州展开，最后的焦点落在了距离荆州城不到500公里的赤壁。此时距煮酒论英雄已有九年光阴，曹操的实力已经更为强大，但刘备不再选择退让，面对曹军的咄咄攻势，孙权在权衡利弊之后，也没有选择屈服，显然孙刘两家依靠单方面的力量无法与曹操抗衡，他们选择了联合抵抗曹操的大军。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楼劲：双方投入的军力物资，双方为此所下的心血、力气，都是空前的，曹操当时就是想毕其功于一役，会猎江东，能够完成他真正统一中国这样的一个理想，但是他操之过急，他低估了江东这种自然条件，这种天险对他的限制，他也低估了这个孙吴政权抗敌的决心。

公元208年，三国时期又一场大决战赤壁之战开始了，在曹操近十年的军事生涯中几乎是战无不胜，这一次他同样信心满满，是在必得，在强大的外力和危机面前，除了勇气，孙权和刘备双方还需要，把他们隆中对和江东对中迸发出的智慧聚合在一起，他们能否创造奇迹呢。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沈伯俊：两军隔江对峙，尤其需要运用智谋，此时的曹操乘胜而来，但又因胜而骄，一再犯了错误，关键是拿不出一个有效的进攻手段，孙刘联军，利用曹操这种暂时拿不出有效进攻手段、彷徨无计又比较懈怠的情况，通过黄盖实行诈降，利用曹操的麻痹心理，在实行诈降的关节点上，正逢东南风大起，于是，趁势发动火攻，一场大火焚烧了曹操绝大部分战船，也烧乱了曹操的军心，加之孙刘联军以火攻为始，水陆同时进攻，曹军大乱，只得仓皇败退。

孙刘联军的一把大火，不仅使曹操停泊在江边的水军战船樯橹灰飞烟灭，也让曹操统一全国的梦想化为泡影。赤壁之战又是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而这一次，是智慧最终决定了战争的胜利，对于曹操来说，赤壁之战是个句号，从此曹操退回北方，终止了南征的步伐。对于孙刘两家来说，赤壁之战是个逗号，他们还要继续划分曹操退出后的半壁江山。而对于社会进程来说，赤壁之战是个问号，历史还要经过怎样的道路才能走向统一。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沈伯俊：赤壁之战以后，原来的荆州分属曹、刘、孙三方，因此实际上赤壁之战首先是三分荆州，荆州原来的一个郡，经过争夺之后，曹操占据南阳郡，孙权占据了南郡和江夏郡，刘备占据了江南四郡。

公元211年，按照隆中的计划，刘备留诸葛亮、关羽等守卫荆州，自己亲率数万步卒进入并占据蜀地，八年后，刘备开始实施他的统一大业，向中原的曹操发起进攻，此时驻扎在荆州的关羽大军也开始行动了。于是，历史焦点集中到了另外一位英雄关羽身上，他不仅武艺超群，更以忠义闻名天下，关羽曾与刘备一起打天下，始终忠心耿耿地追随刘备，出生入死，不避艰险。公元219年7月，关羽率军北攻襄阳，一路上势如破竹，眼看刘备军团的胜利就在眼前，但没有想到的是孙权已在背后悄悄地拔出了捅向盟友的利刃。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楼劲：荆州是它的咽喉，荆州是建业的上游，荆州都是历来的江东政权，都是要把荆州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要地来加以经营，荆州在你的手里，他如坐针毡，所以只要条件成熟，孙权也不是不乐意在你背后插一刀，把荆州收回去。

荆州之地，关系到孙吴的强弱，关系到孙吴的安危，关系到孙吴的存亡。正当关羽军攻打襄阳节节胜利的时候，孙吴军趁虚而入，偷袭荆州，占据了江陵，关羽放弃攻打襄阳，回军救江陵，然而，就在麦城，关羽兵败被杀。关羽以忠义闻名天下，在他去世后，他的形象逐渐被后人神话，被尊称为关公，成为民间祭祀的对象，又经过历代朝廷的褒封，关羽还被尊崇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刘备不仅仅失去了关羽这位忠臣，也失去了荆州这个战略要地，隆中对里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遇到了空前的挑战。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梁满仓：孙刘联盟破裂了，两家的仇怨更深了，这是一个影响赞一个，再一个呢迫使孙权为了防止刘备的报复，所以主动的和曹操示好，这两家近了，可以使得蜀汉政权面临着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

公元220年一月，曹操病逝，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为中国的再度统一和稳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年十月，他的儿子曹丕以禅让的方式取代了汉献帝，建元黄初，国号魏，史称曹魏。第二年四月，刘备在成都称帝，建元章武，国号汉，史称蜀汉。再过一年，孙权称吴王，虽然没有称帝，但以黄武为自己的年号，也是帝王的规格，三国鼎立局面正式形成。公元221年7月，刘备刚刚称帝三个月，他却没有多少喜悦，而是迫不及待地准备发动讨伐孙吴的战争，刘备此举在，很多人看来是为了替关羽报仇。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刘驰：不能说刘备没有为关羽复仇的因素，这因素应该说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从另一方面，刘备应该说他出兵，有一个打胜的信心，要是没有这信心，那不就变成找死了吗，他认为他出兵，可以拿到了很多很多的政治、经济利益，绝不单单地说为了兄弟报仇。

第三场大战开始了。公元221年，刘备亲率八万水陆大军沿江东下，杀向东吴，战争的主战场在夷陵，史称夷陵之战。战争开始时，蜀军气势如虹，节节进逼，孙吴避其锐气，主动退却，退却并不意味着胆怯，而是战略的需要。当孙吴退出三峡，到达夷陵地区后，他们便停止了退却，竖起来一道坚固的防线，夷陵之战将成为孙权或是刘备实现江东对或是隆重对宏伟构想的关键之战。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余大吉：孙权在军事上不如曹操，但是他也有过人之处，他有自知之明，他一般就是在这个决定战争打不打的问题上，他起关键作用，这个战争怎么打，他知道是自己的弱项，他不管他把他交给内行的将领去管。

两军在夷陵对峙着，半年过去了，强大的蜀军疲惫不堪，经过长期的坚持，孙吴军已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时机一成熟，他们就趁机发起反攻，对蜀军营寨发起火攻，最终蜀军打败，数万人战死，场面惨烈，不堪回首，刘备无奈下最后退至白帝城。夷陵之战，造就了三国战争史上又一次以少胜多的奇迹，体现了战争的成败，不在于短时间的进展，而是看最后的结果，也正是孙权非同寻常的坚韧性，让他能坚持到最后，赢得胜利。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沈伯俊：这一仗，在军事史上、在战略上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一仗，实际上是巩固了孙吴对荆州的占有，这一来，三分鼎立的局面其实也就相对稳定了。

人生就是一场悲喜剧，几个月前，刘备还怀着统一天下的壮志，而现在，他却不得不面对死亡。公元223年4月，在军事和心理上遭受重创的刘备，在永安宫病逝，临死前，这位一代枭雄把儿子、蜀汉政权以及他的政治理想托一并托付给了诸葛亮，他最信任的丞相和战友。官渡之战，奠定了曹操统一黄河流域的基础，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初步格局，夷陵之战，是这个格局的最后定型，魏、蜀、吴三国鼎立达成了暂时的平衡，鼎有三足，三分而立，而三足毕竟不是全鼎，它们最终还要统一于鼎身之上，时光仍在流逝，打破平衡需要时间，历史只能等待，然而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在此期间，三个国家都在努力，这种努力是奔腾的暗流，是涌动的岩浆，终将冲垮暂时的平衡，形成新的统一。

历史90秒：出师表

公元234年早春时节，蜀汉丞相诸葛亮决定再次率军北伐，此时距离刘备托孤已经11年了，诸葛亮倾尽全力治理蜀汉，现在诸葛亮即将再次北伐曹魏，难道这位著名的军事家，真的可以消灭人口和军队的数量已经5倍于自己的曹魏政权，从而复兴心目中的大汉王朝吗？早在第一次出征之前，诸葛亮曾经上书后主刘禅表达心智。陈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先帝不以臣卑鄙，攘除奸凶，兴复汉室，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忠诚、敬业，自强，公正，公正、廉明，勤政、淡薄，虽然诸葛亮的肉体生命早已不再，但他的精神生命光耀千秋。

第31集：诸葛亮治蜀

公元208年，在曹操百万大军的高压下，刘备派诸葛亮出使东吴，与孙吴联盟，孙刘联军在赤壁大破曹军，魏蜀吴三分天下之势初步形成。公元219年，刘备北伐，孙权偷袭荆州，杀死关羽，刘备北伐失败。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讨伐孙吴，双方在夷陵僵持，第二年，刘备被孙权的军队连连击败，夷陵之战惨败，刘备忧愤成疾，弥留之际，刘备将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随机病逝，后主刘禅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总理朝政。自此，举国重任落在诸葛亮一人肩上。

这是一条使命之船，船上的主人名叫邓芝，在蜀汉政权中担任尚书。蜀汉建兴元年10月，也就是夷陵之战的第二年，邓芝受诸葛亮的委派，前往东吴。孙权背盟，偷袭荆州，按一般常理，蜀汉与东吴应结下了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然而，这时的诸葛亮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策，再次与东吴结盟。

这个时候的孙吴政权跟曹魏政权仍旧藕断丝连，是否接见邓芝，孙权心中犹豫不决，邓芝便给孙权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到自己今天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蜀汉的利益，也是为了东吴的利益，孙权读到这句话受到触动，决定接见邓芝。见面后，邓芝依照诸葛亮的嘱托，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阐明了吴与蜀唇亡齿寒的道理，很快，孙权跟曹魏断绝了藩属关系，转而与蜀汉结为盟友。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沈伯俊：经过荆州之失，夷陵之败，蜀汉的疆域只剩下一个益州，精兵良将折损过半。开国元勋呢逐步凋零，吴蜀同盟不复存在，就像诸葛亮后来在出师表里讲的，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然而就在所有人以为蜀汉和东吴从此将和平相处，再无战事的时候，一个震惊天下的消息突然从东吴传来，这一次诸葛亮的外交策略，即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元229年，孙权经过多年的犹豫后，决定称帝，为了让自己这个皇帝得到蜀汉的认可，孙权决定先将此事通报蜀汉，消息传到蜀汉，一石激起千层浪，朝中群臣一片愤慨，自古天无二日，国务二主，只有蜀汉才是天下正统，曹操窃国，必须伐而诛之，现在孙权也要称帝，更是大逆不道。蜀汉应与之绝交，并立即出兵讨伐。孙权称帝，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对于诸葛亮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决定，如果承认了孙权的这个皇帝，等于损害了蜀汉自身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如果不接受，那么两国将重新回到敌对状态，之前的努力将付之东流。然而，对于现在的蜀汉来说，根本无力承受任何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是诸葛亮总理朝政以来面临的最大一次考验。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楼劲：在一个通达的政治家看起来，你的意识形态立场是要服从于现实的立场。这个时候它是为自我的生存着想，你要生存下去，你必须跟东吴政权正常保持一种联手的关系，否则你将无法扛住北方的压力。

愤怒的群臣终于被诸葛亮说服了，随后，诸葛亮派出使臣，祝贺孙权称帝，孙权闻讯大喜，随机决定于蜀汉升坛歃盟，对天发誓，戮力同心同，同伐魏贼。这样的结果是蜀汉和东吴都很渴求的，而对于蜀汉来说去选得更加重要。因为，当外部环境基本平稳之后，诸葛亮终于腾出手，去解决一个令蜀汉头疼多年的问题，那就是南中叛乱。

这里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这里居住着一支中国西南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佤族，每逢重大的民族节日，佤族人都会敲起战鼓、木鼓，挥舞着战刀，跳着世代传承下来的舞蹈，以此纪念先祖的勇敢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三国时期，整个云南、贵州和四川的西南部都隶属于蜀汉政权，统称南中。南中地区世代居住者众多的少数民族。

东汉末年，腐败政权对南中地区搜刮无度，很多民众不断反抗，一些豪强趁机煽动叛乱，企图割据称雄，刘备当政时本有所好转，但在他病逝之后，一些豪强再次趁机叛乱。北有曹操政权重压，南有豪强叛乱，南中之乱不平，蜀汉将两面受敌。诸葛亮决定亲自征讨南方。蜀汉建兴三年春三月，几万蜀兵在诸葛亮的亲自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向南中地区进发，然而，要想征服这片广袤的荒蛮之地，绝非易事，广大南中地区山高林密，危险重重，瘴疬之乡到处都有充满敌意的眼睛。

佤族人历来骁勇善战，每一次战胜敌人，他们都会用一种特别的仪式来庆祝。然而，当诸葛亮进入南中之后，向来与凶悍著称的叛乱部队，却没有得到庆祝胜利的机会，他们在训练有素的蜀汉正规军面前一触即溃，蜀汉大军很快将叛军首领孟获展开攻击，并最终将孟获擒住。让孟获想不到的是，诸葛亮虽然擒住了他学，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而是请他观看汉军阵营，孟获不以为然，对诸葛亮说，如果能放他回去再决一站，他一定可以打败诸葛亮，诸葛亮哈哈一笑，将孟获放走，约他择日再战，其实在诸葛亮的心中，平定叛乱绝不是依靠武力杀伐这么简单，对于南中诸葛亮有着一个更为长远的打算。史书记载，诸葛亮七擒孟获，七纵孟获。最后孟获输的心服口服。诸葛亮还要放他。孟获再也不敢回去了，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沈伯俊：诸葛亮在军事上发展非常顺利，因为他赢得了民心，得到了少数民族民众的欢迎，史书记载，建兴三年春，南征，祈求西平到了秋天就全部平定了。

收服孟获之后，南中各个部族纷纷归附，佤族人说，他们的祖先还有诸葛亮结下盟誓，生生世世镇守边关，永不叛乱，不过结束叛乱只是平定南中的第一步，接下来，诸葛亮要真正开始实施自己对于南中的计划了。这里是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爬街村，1970年代，尼桑老人作为西蒙民族工作队队长被派到这里，帮助村民们发展农业生产。老人至今还记得，比他更老的老人们对他讲过关于诸葛亮的故事。

尼桑：我主要跟一个名字叫艾因的老人，死了可能十多年吧。还有一个叫艾桑的死了有五六年了，按照他们说的也就是2000年以前，就在这个时候，因为产量很低，诸葛亮就教如何工作，如何耕地、如何选种，把这个种子管好。

约1800年前，一些蜀汉的官员被诸葛亮派到这里，他们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农耕技术，教会了南中人盖房子，种水稻，使用耕牛，植桑养蚕，纺织纱布，改变了这里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

这里是云南省普洱市，是闻名中外的普洱茶最主要的产地之一，相传当年正是诸葛亮在这里大规模的推广茶叶种植，才有了后来的普洱茶。今天，普洱茶已是中国人最日常的生活茶饮之一，为了纪念诸葛亮，与其他地方不同，这里的人们，奉诸葛亮为茶祖。像这样的，关于诸葛亮的故事，在广大西南地区有很多，这些美丽的故事，宛若普洱茶的茶香越是经历久远的年代，越是厚重、香醇。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沈伯俊：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就提出了他治理南中的原则，南抚夷越，既然是南抚夷越，那是他的原则就是，但欲抚其心，不与灭其类也。

七擒孟获，南抚夷越，最终让这里的人们过上真正安稳的生活，这才是诸葛亮心中真正的对南中的平定，经过几年的努力，蜀汉政权终于有了一个和平安稳的环境。而此时，诸葛亮所推行的内政改革也已经全面展开，内政，第一重要因素就是人才，诸葛亮选拔人才，不拘资历，不拘地域，尤其注重德才兼备。张裔，益州太守，在南中叛乱时期，被反叛首领抓获献给了孙权。在这之后数年，诸葛亮心中一直牵挂着这个才识过人的张裔，后来在邓芝出使东吴期间，邓芝遵照诸葛亮的嘱托，向孙权提出，希望能够放张裔回蜀，适逢两国重新修好，孙权痛快地答应了邓芝的要求。然而，事后孙权很快发现张裔是一位博学多才之士，十分后悔放虎归山，于是立即派人去追，而张裔早已连夜返回蜀地去了。张裔归来，诸葛亮立即委以重任，蜀汉又有了一位得力的官员，蒋琬、费祎、董允、王连、陈震、张裔、费诗、秦宓等等，像这样被诸葛亮发现并任用的官员数不胜数。一时间，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巴蜀地区有才能的人才，争相为国家效劳。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沈伯俊：他善于发现人才，诸葛亮本人就是刘备慧眼识才才，走上政治舞台，诸葛亮怎样识才，怎么衡量一个人才，它始终坚持德才兼备。内政建设，除了需要得力的人才，更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诸葛亮亲自主持制定了蜀汉的国家法典《蜀科》，以法治蜀，从严治国。公元228年这一天，蜀汉的刑场周围挤满了文武群臣和围观的百姓，行刑时间将至，只见一个人缓缓来到刑场，这个人正是诸葛亮最疼爱的谋士——马谡，马谡因为违反军令，导致战略要地街亭失守，兵败失守之后，马谡又临阵逃脱，论罪当斩，临刑前，马谡给诸葛亮写信，信中他是诸葛亮为自己的父亲，并将一家老小托付给诸葛亮，围观的百姓无不动容流泪，群臣纷纷向诸葛亮求情。然而，此时的马谡却十分清楚自己罪无可赦，丞相绝不会姑息，马谡被斩首后，诸葛亮伤心痛绝，久久难以平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诸葛亮惩处的人里面，既有清贵，也有功臣，无论是什么人，一旦触犯刑律，诸葛亮一律严办，绝不偏袒。然而，诸葛亮依法治蜀，绝不是靠简单的严酷刑法，而是建立在教化的基础上，并并充满了人文关怀。同为先帝托孤大臣的李严，因为弄权而贻误军机被诸葛亮弹劾流放，在这之后，诸葛亮给李严的儿子李丰写了一封信，信中诸葛亮诚恳地说明流放的理由，并希望李峰能够说服自己的父亲，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李严得知之后十分感动。多年以后，当李严在流放地听到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一时悲痛激愤，发病而死。

诸葛亮的法治，饱含了劝善惩恶的一片赤诚，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对他畏威怀德，心悦诚服。百姓怨声载道、沸反盈天，这是法治的最低层次，百姓道路以目，敢怒不敢言，这是法治的次低层次，百姓口无怨言，依法守法，这是法治的最高层次，百姓口无怨言心有服意，受罚者刑之而不怨，诛之而不怒，这是先秦法家实践不可能达到的层次。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梁满仓：诸葛亮他这个治理国家，其实是儒法融合，融合是有机的，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沈伯俊：我们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教化为先、法治为后、执法严明、公正守信。

招贤纳才，以法治蜀。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汉政通人和，吏风廉洁，巴蜀大地开始呈现一派展新的气象。现在，正是到了大刀阔斧进行经济治理的时候了。

都江堰，这个由秦国李冰父子开凿建设的水利工程。2000多年来，无论是岷江出现洪峰还是枯水，他都忠实的把农业所需要的水量源源不断地送往成都平原，成就着天府之国的富庶。

张开勇，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副局长张开勇和他所在地，是都江堰管理局，主要工作就是维护都江堰水利工程能够正常发挥作用，以保证对成都平原超过1000万亩农田的灌溉。

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副局长-张开勇：李冰在整个三大布局，三大工程布局是非常伟大科学的设计，但是并不是说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全部解决了，正因为历代王朝都重视水利，重视都江堰，对都江堰根据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注入了新材料、新的技术，然后不断的完善。

这一年有一对1200人的士兵突然进驻在这里，这些士兵是诸葛亮派来专门保护和维护都江堰的，作为水利工程都江堰需要不断的进行维护，诸葛亮深知这一点。

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副局长-张开勇：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杩挫和竹篾的结合，杩挫呢，

古代修建水利工程，没有现在的钢筋水泥，要以竹篾为独兜，内装鹅卵石的逐层累叠而堤坝，这样的建筑材料要是遇上特大洪峰，就有决堤的危险，多年的战乱，都江堰已经年久失修。为此，诸葛亮专设堰官，对都江堰加强管理，1200人，既是士兵，又是修护和维护的河工。他们长年驻守、日夜巡视，对都江堰进行保护和疏浚。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沈伯俊：诸葛亮的这一举措呢，后来又被历代王朝仿效、沿袭，这才是的都江堰能够2000年来持续发挥功效，所以我们可以说，都江堰这个文明世界的水利工程，李冰有开创之功，诸葛亮维护之功。

在诸葛亮的呵护之下，都江堰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而诸葛亮所首创的堰官制度，则一直被沿袭下来，水利是农业直板，而农业是立国之本。经过几年的发展，蜀汉农业生产欣欣向荣，粮食连年丰收，晋人左思在他的《蜀都赋》中，对当时成都平原稻黍千重的景象，有着这样的描述，沟泬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耕盗莫莫。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梁满仓：本来，四川就是一个天府之国，他有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又有了一个很好的政策，那么他的农业很快就发展起来。

巴蜀地区历来物产丰富，井盐是巴蜀地区最主要的物产之一，东汉末年以来，井然的生产管理一度混乱，生产效率低下，诸葛亮决定强化食盐官卖政策，增加井盐数量，同时对生产技术在改进。井盐是指通过掘井汲取地下盐水熬制成，传统的熬制方法，用所谓的家火熬制，诸葛亮大力改进和推广火井煮盐的技术。火井就是指天然气井，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最早发现和利用火井的地方，一直以来，火井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诸葛亮对火井的井口进行了改进，使得火井煮盐的效率大大提高，产盐量是家火煮盐的一倍以上，直到今天，四川的盐井依然在使用火井煮盐。

在今天四川的长宁、自贡等地，依然有很多古代留下来的盐井遗址，在诸葛亮治蜀期间，属地盐井遍地开花，盐，成为蜀地重要的物产之一，而盐税，因此也成了蜀汉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后世有人因此称诸葛亮此举为以盐立国，在古代可以与盐相提并论的那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铁，如果说蜀汉政权是以盐立国，那么还可以说，蜀汉政权是以铁强国。三国时期，中国的冶铁技术得到高速的发展，百炼钢、灌钢、淬火法等新的冶炼技术，都在这个时期出现，史书记载，诸葛亮任命精于冶炼的将巧匠浦元在汉中铸造宝刀，浦沅对淬火用的水要求极高，专用蜀水淬火，一次，他命人从成都取蜀水回来，浦沅一试，说里面掺杂了八升涪水，不能用，取之者大惊，立即叩头谢罪，承认因路上不小心，洒掉了一部分蜀水，而掺进了八升涪水，浦元用精湛的淬火技术，打造的刀具锋利无比，被誉为神刀，它命人往竹筒里装满铁珠，以刀切之，竹筒应声而断，而他打造的甲奎则异常坚固。

据《南史》记载，浦园为诸葛亮打造的铜锈铠帽，二五十石弩射之不能入。据说，以此甲胄技术结合南中地区的藤甲，能造出一种既坚固又轻便的盔甲，这种盔甲就是传说中国软猬甲的原型。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沈伯俊：冶炼业它不仅可以制造兵器，更多的制造农具，他就促使铁器的运用和推广，所以蜀汉的不仅兵器有名，农具也做得很好。

蜀汉生产的铁器，更多的用于农业生产，这些质地优良的铁制农具使用起来省心省力，便于精耕细作，有力推动了蜀汉的农业发展。盐业和铁业，在诸葛亮的治理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基础。然而，在蜀汉还有一样更为特殊的产物，这种物产堪称稀世珍品，它不仅是王公贵族们竞相收藏的瑰宝，皇帝更是拿它作为赏赐臣子的重要赐物，它就是蜀锦。

巴蜀之地自古就有养蚕造丝的传统，而蜀地所养成的蚕丝制成的棉，因其工艺精湛，质地坚韧，色彩华美，而闻名天下，故名蜀锦。诸葛亮曾说过，决敌之资，唯仰锦尔，为了鼓励农桑，诸葛亮亲自垂范，种桑八百株，从事养蚕和织锦生产，为了提高蜀锦的产量，诸葛亮设置了专门的官员，负责管理蜀锦的生产，这样的官员，叫做锦官，正是从诸葛亮开始，蜀锦的生产变成规模化的国家行为，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锦生产在规模和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

西晋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中说，蜀汉境内桑园遍地，城内大街小巷，家家机杼之声相和，织锦人家千户万户，花纹装饰的织锦斐然成章，经过江水洗濯的织锦色泽分外鲜艳，蜀锦成为了蜀汉的重要出口产品，史书记载，曹操一家祖孙三代都十分喜欢蜀锦，曾多次秘密派人来到西蜀购锦，孙权经常用蜀锦来奖励手下的大臣。不仅如此，蜀锦还远销至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伊朗、中东和欧洲地区。蜀锦成为诸葛亮闭关息农，养育民物政策的最重要经济保障。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沈伯俊：当时工匠们集中居住生产的地方叫做锦里，衙门所在地就叫做锦官城，于是乎锦里、锦官城、锦城变成了成都的别名，今天还在使用。你看有司盐校尉、有司金中郎将、有锦官，这几个专门官职得设置，再加上前面的堰官。可见诸葛亮是何等重视巴蜀地区经济的发展，这方面做好了，就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富国安民、蜀中大治。

公元234年，早春时节，蜀地还未从漫长的寒冷中完全苏醒过来，蜀汉丞相诸葛亮决定，再次率军北伐，这是诸葛亮一生中最后一次北伐。此时，距离刘备托孤已经十一年。这十一年，诸葛亮倾尽全力治理蜀汉，蜀汉的国力已经全面恢复。这十一年，蜀汉经历了一次南征四次北伐，抵御了一次魏国的侵略。前四次北伐，蜀军都没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诸葛亮即将再次踏上征程，北伐曹魏，难道这位著名的军事家，真的可以消灭人口和军队数量已经5倍于自己的曹魏政权，从而复兴心中的大汉王朝吗？早在第一次出征之前，诸葛亮曾经上疏后主刘禅表达心志，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边，并加以阻止，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深追先帝之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楼劲：这个时候他《隆中对》当时的那种理想，应该说已经离他实现实现是已经越来越远，已经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明知道我就是能够延长它的运作而已，不可能再实现我的预定目标，但他依然坚定地走到了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蜀汉建兴十二年二月，诸葛亮举全国之力，亲率十万大军，由斜谷口向北进军，早已得知消息的魏军统帅司马懿，在渭水之滨五丈原率领大军严阵以待，汉军与魏军对峙于五丈原，跟前几次交战一样，司马懿依然采取严防死守的战术，只是死守，绝不出战，任由诸葛亮派人到魏军阵前百般辱骂，魏军将士个个愤恨，人人引以为奇耻大辱，司马懿，就是坚决不战。汉魏两军在渭水之滨相持数月，最终诸葛亮无计可施，进退两难，终于一病不起。重病中的诸葛亮知道自己命数已定，北伐难成，弥留之际，专程成都赶来的尚书仆射（ye）李福问诸葛亮百年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说，蒋琬可任，李福又问，蒋琬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说，费祎可任，李福第三次问话后，诸葛亮再也没有说话。此时的五丈原正值深夜，传说中诸葛亮病逝之时，一颗流星划破长空，从东北落向西南，由大而小，陨落在诸葛亮的军营之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和贤臣诸葛亮，怀着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未竟之志，离开了这个纷乱的世界。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梁满仓：他生于乱世，他亲眼看到乱世给人们带来的种种灾难，他所追求的兴复汉室朝，不是东汉末期的恒帝、灵帝的、黑暗的、四分五裂的汉朝，他是追求的是光武帝刘秀初建东汉的那种统一的蓬勃的欣欣向荣的汉朝。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楼劲：这就是为理想而死，为信念而死、为承诺而死。这是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从普通老百姓，还是大政治家这个角度来说，都是最为可贵的品质。

自诸葛亮逝世以来，千百篇诗文讴歌他，无数的百姓颂扬他，遍布各地的文物古迹，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一批批仁人志士，沿着他的足迹，继承他的遗址，为中华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沈伯俊：诸葛亮的品格，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集中体现，一是忠贞，这个中是忠于理想，忠于事业，加以升华就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二是智慧，这种智慧是大智慧。这种智慧还包括军事智慧，科技智慧、以及更深刻的人生智慧。

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忠诚、敬业、自强、公正、廉明、勤政、淡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贤臣的所有美德集于诸葛亮一身，成就了诸葛亮伟大的人格和精神魅力，成为所有时代衡量为官者贤愚忠奸的标尺。

汉烈昭帝刘备陵寝 慧陵 四川省成都市

诸葛八卦村 浙江省兰溪市

虽然诸葛亮的肉体生命早已不在，但他的精神生命光耀千秋。诸葛亮的名字已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全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深深影的响着今天的乃至明天的中国社会。

历史90秒：司马昭之心

曹髦是魏国的第四位皇帝，在中国的历史上，它并不为人所熟悉。他14岁登基在位仅仅6年，然而正是这个年轻文弱的皇帝却在临死前说出了一句世人皆知的名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公园260年，曹魏的政权已被司马氏牢牢控制。司马昭不再掩饰篡权的野心，年轻的曹髦也被视为傀儡。不想坐等废黜的曹髦召集几位大臣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年轻的皇帝带领几百随从冲出皇宫，决意亲自讨伐司马昭，最终被长戟刺死。曹氏政权的最后一次反抗也以失败告终。从此，司马氏拉开了西晋统一的序幕。